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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 　　[摘要]1928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十五次殷墟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旨与任务。这些田野发掘工作对中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来看,殷墟发掘决定了新兴考古学的研究取向;完善了田野考古的发掘技术;探索了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填补了考古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空白;引领了一代学术研究的风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条件与社会环境。从狭义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来看,殷墟发掘有力地证明了考古学成果对具体史实的研究有着验证补充的功能和作用;田野考古是扩充新史料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上古史重建寻找到历史与史前史之间相互联结的关键点,开启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 　　[关键词]殷墟发掘,古史研究,考古学,狭义历史学,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66-07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的考古工作,以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界限,可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在抗战前,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进行,这一时期的考古成绩比较集中和显著;随着抗战的爆发,史语所向大后方搬迁,工作重心也随之向西北、西南地区倾斜,使这些边疆地区的考古学得到了初步发展。纵观史语所在中国大陆所做的考古工作,以殷墟的田野发掘成果最大,而且对当时的历史学者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中,给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无过于甲金文、简牍等新出土材料和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如周谷城在1944年所写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一文中,谈到新史学在考古学方面的进展时就只罗列上述两点,他说:“最近考古风气,亦已渐开:凡龟甲兽骨之研究,钟鼎彝器之研究,竹简木牍之研究等等相继发动;其成绩虽只限于若干文字之认明,然认文字而能明,斯可进而求得史料之真矣。最近过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古物,所得陶器、骨器、石器,及金属器物等最多。……其发表发掘之成绩者,则有安阳发掘报告。” 　　1928年至1937年间,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28年冬至1929年春,第一至第四次殷墟发掘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成就,即是完成考古学观念的转型,初步探索田野发掘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确立研究对象和工作方向。但此阶段的发掘成果有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工作尚处于初步的实践与探索阶段,但仍具初创意义。1931年10月至1934年3月,第五至九次殷墟发掘为第二阶段,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址,并进一步丰富发掘的研究对象和扩展发掘的地域范围。1934年秋至1935年冬,第十至十二次殷墟发掘为第三阶段,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侯家庄。此阶段是发掘面积最广、发掘品收获颇丰的一次,可以说是殷墟发掘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除了使李济等人获得了关于殷商大墓的复杂结构和工程技术等大量详细知识外,还对殷商的物质文化规模和性质有了真正的认识。1936年3月至1937年6月期间,殷墟的田野发掘又进行了三次,它们分别被称为殷墟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即第四阶段。此阶段的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遗址,李济、梁思永等人在探寻殷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的建筑基址的同时,并意外地获得了有关殷商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认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这十五次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与巨大影响,而中国古史研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跨分支学科研究领域,这些作用与影响大致可以从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两个分支学科的学科发展层面反映出来。 　　第一,从考古学层面来看。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所以有关殷墟的研究,则必然要求将传统历史文献材料与包括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在内的考古材料相结合。而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使得中国考古学的部分内容放在了历史学的时段与范畴之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献,使它主要在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内延续下去。”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技术是在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中逐渐成熟并不断完善的。1928年冬,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由于受传统金石学观念的束缚,田野发掘在技术层面做的并不理想。李济到达殷墟,看到这些工作状况后,在私人信件里曾这样描述:“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1929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