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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特点分析 　　摘要：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的真正开端，它承接了清末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现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从文本设计到现实的转变。本文从民国研究生教育的载体――大学院和研究所入手，剖析了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状况，认为其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从虚到实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研究生教育的创建和发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具有较深的德、美研究生教育的烙印。 　　关键词：大学院；研究所；研究生教育 　　 　　民国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也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的起步阶段。事实上，清末关于通儒院的设计就是我国对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和尝试，但由于时局动荡，通儒院的设计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进入民国时期后，不论是在民国前期（1912―1927年），还是在民国后期（1927―1949年），政府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和构建。本文拟从大学院到研究所入手，来追溯民国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既有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又可为我国现今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纵观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的创建与发展，本文认为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其经历了一个从虚到实的不断成熟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有名无实”到“付诸实践”的研究生教育 　　民国政府成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创建我国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制度。1912年9月3日颁布的《壬子学制》废除了清末确立的研究生教育组织――通儒院。随后，教育部于同年10月24日颁布《大学令》。《大学令》中提出设立大学院来培养研究生，并对学生的入院资格、修业年限以及学位授予做出规定。[1]1913年，教育部又在《大学令》的基础上配套颁布了《大学规程》，并将大学院做为研究生教育部分单列一章，从大学院设立的目标、组织结构、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学位授予等方面规定了大学院的设立。[2]但是，如清末的通儒院一样，关于大学院的各种规程和规定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付诸实践。 　　最早将研究生教育制度由虚转实的当属蔡元培。他仿效德国，在北京大学建立研究所制。1918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总章》对研究所的创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据此章程，北京大学于1918年秋创设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至此，可以说我国真正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产生了。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该法第8条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教育部于1934年颁发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大学研究院的设置与建设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3]，确立了通过建立研究院来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制度。1938年12月，当时的中央大学成立研究院，时任大学校长罗家伦兼任研究院院长。研究院下设理科和农科研究所，次年又设立法科和工科研究所。1946年12月教育部颁布《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替代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这意味着研究所制替代研究院制成为研究生教育制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除上述的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外，至1941年底，设有研究院、所的国立大学还有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和东北大学五校，共设有11个研究所，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分别设有工、农、师范3个研究所。根据1948年的统计，公立院校中设有研究所的有26校，共142个研究所。[4]至此，民国时期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发展，并有了显著的发展成就。 　　（二）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逐步成熟和完善 　　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从探索逐步走向成熟，还体现在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培养以及学位授予等环节上。 　　研究生招生方面的规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明确。最初《大学令》中规定：“大学院生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试验有同等学力者。”［5］在1917年的《修正大学令》中，大学院生的入院资格改为“大学本科毕业生”。[6]1918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总章》中规定：“本校毕业生俱得以自由、自愿入所，本校高级学生得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本校毕业生以外，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之程度而志愿入所研究者，经校长及本门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7]《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关于招生的规定则为：“招收研究生时，以国立、省立及立案之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毕业生经公开考试及格者为限。并不得限于本校毕业生。在外国大学本科毕业者亦得应有前项考试。各大学依本规程所招收之研究生，应于取录后一个月内连同资格证件报部审核备案。”[8] 　　纵观研究生招生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研究生招生方面，不论是在招生对象的报考条件还是在具体的招考录取方式上，都在不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