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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中若干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不断加深,结合作为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在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不正当竞争、垄断经营、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国有资产流失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的滞后,令许多的违法事实出现后,普遍存在着无人起诉或无力起诉的情况,从而使上述行为难以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导致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无法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有效地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在民事诉讼法内建立的纠正公共性的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还未得到认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欠缺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笔者现就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民事公益诉讼范围 　　 　　从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来看,凡是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 　　为都应当属于可诉范围。因此,当一个民事行为发生后,如果这个行为违反相关法律,并且给社会公共造成了利益上的损害,那么就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从损害后果的现实性来划分,民事公益诉讼的客体包括两种:侵害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违法行为和危害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违法行为。前者是损害后果实际发生的民事公益诉讼,如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南京违章搭建紫金山观景台事件等,后者是损害后果尚未实际发生,但是如果违法行为继续进行,那么公益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如在《美国联邦例法》中的“鱼儿不会说话”就是危害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典型判例。案件起于美国联邦议会批准在小田纳西河上修建一座用于发电的水库,先后投入了1亿多美元。当大坝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生物学家们发现,如果大坝建成的话,大坝底的珍稀鱼类蜗牛鱼的生活环境将受到影响,并将导致这种鱼的灭绝。于是环保组织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停止修坝并放弃修建水库的计划。最高法院依据美国联邦1973年颁布的《濒危物种法》,判决停止大坝的建设。然而同样的诉讼请求在中国却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该请求和事实是指原告必须存在实际的损害结果。尚未形成实际损害结果的,原告无权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使提起诉讼,法院也会以尚未造成实际损失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把美国司法部门针对“可能”存在的危险就可以提起诉讼与我国要具有“实际损害结果”才能上法庭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出二者制度安排上的差别:美国对于公益诉讼是重预防危险的发生,重权利的保护。而我国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所有的民事诉讼都是重事后补救。只有在实际损害结果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相关的司法保护。所以“可能”与“实际”之间的差别与后果,前者避免了公共利益的可能损害,而后者则只能在损害出现以后再亡羊补牢。因此,笔者建议,应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加以修改,对从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而言,我国也应该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的损害。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才便于最大限度地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要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建立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法定的民事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将被拒绝于公益诉讼之外,我国大多数民事公益诉讼的失败都可归咎于这一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77条对此有例外规定,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检察院在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但是这种被限制的主体资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公益诉讼的需要,因此,在立法上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任何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理由如下: 　　首先,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涉及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权。如原苏联的民事诉讼法中,特别强调检察院和检察长参加民事诉讼的必要性。1964年的民事诉讼法典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都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在法国,检察院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典第13篇“检察院”一章的规定作为主当事人(即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在德国和日本,检察院参与诉讼的范围较窄,但是确定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制度。德国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有权参加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婚姻无效、雇佣劳动、禁治产案件中,检察院有权提起诉讼。而在美国,检察官同样代表政府行使诉讼权利,对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诉讼,保护政府和公众的利益。如2000年著名的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案件和美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