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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对农村经济影响 　　 摘 要：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是民国时期河南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频发的旱灾使河南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旱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农业歉收、粮价飞涨、农业生产资料缺失和商品经济停滞。 　　 关键词：民国时期；河南；旱灾；经济 　　 中国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028-02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连连，其发生次数及受灾区域位居全国各省之首。旱灾是民国时期河南省最为猖獗的天灾，其中1920年大旱灾、1928―1930年大旱灾、1936―1937年大旱灾和1942―1943年特大旱灾使河南几乎全境皆旱；而局部的旱灾几乎年年都有。这些频发的灾害给河南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经济方面，灾荒招致经济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灾荒直接间接影响于整个社会经济，破坏已有之繁荣，阻碍其发展，使之呈衰落现象。本文试探析民国时期河南灾荒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具体来说，灾荒对灾区的农村经济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歉收 　　 旱灾造成农业歉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收成的多少，与旱灾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1920年河南旱灾之中，全省108个县麦收全部减产。据估计，1920年旱灾期间，所有田中收成，全年多的也仅8%。河南可谓无处不旱，豫西各属二麦仅收三分，秋禾一粒未收。豫北卫辉、彰德一带几乎没秋禾可收，而且这一带麦秋也一点未收。洛阳县收成仅有二分[1]。1928―1930年河南省旱灾之中，全省180县，在三年中每年被灾县份在106―120个；1928年洛阳夏麦只两成，秋禾干死。1929年春，新安全县绝粮，报名赴东北屯垦者达数千户。1936―1937年河南省旱灾之中，受灾县份高达百有10个县。受灾各县农作物收成剧减，多数县份收成仅及常年的1/10―4/10，个别县份灾区收成全无。在大片旱区中豫西尤为严重，收成多仅为1/5[2]。1942―1943年中原大旱之中，河南全境皆旱，河南沿陇海线两岸各县，麦收几等于无。1942年7月，各县 “高粱包谷高不盈尺，荞麦红薯亦不能下种”。据《大公报》记者报导：“河南一百十县，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并非虚言捏造。次年8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总结1942年的灾情时也承认这一事实，并指出在被调查的96个县中，夏灾总面积计50 917 644亩，秋灾总面积54 630 640亩，两季平均约占县耕地总面积的82%，而收获成熟合起来不过四成左右，因此，在96县一年通常的总食用量中，至少75%的粮食没有着落[3] 。像农业这样的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种过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再生产则为自然再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动力，两者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无疑是整个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和重要条件，任何一个过程的损害、毁坏和退化，都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萎缩、停滞或中断，引发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导致农产品严重歉收，毫无疑问必然导致河南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二、粮价飞涨 　　 灾荒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粮食价格的飞涨。灾荒发生后，粮食及可食用物品的价格迅速上涨，并随着灾情的加重成正比提高，即灾情越重，粮食的价格越高，反之亦然。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导致的农业严重歉收，造成灾荒之中粮价处于飞涨之中。1920年河南旱灾中，灾荒期间的粮价约在平常三倍以上，甚至有钱而不得食亦常有之事。据记载，1920年春夏之交，生麦已值80文，柴草l斤价20文；到了9月份，则麦已涨至每斤200文，柴草每斤60文。而小米也由1919年2元上下涨至4.3元左右。洛阳县旱灾以前，小麦、小米、高粱、白米售价分别为每斤39文、36文、28文、40文，而旱灾之后则涨至每斤96文、100文、75文、110文。甚至树叶、树皮、树根等代食品亦随之价昂，树叶每斤数十文，青草每斤竟售40文[1]。1928―1930年河南省旱灾之中，南召小麦斗价三十余千，为平日的二十倍以上。邓县小麦斗价二十三千，小米每升五千，且有价无市。据记载，1942―1943年中原大旱中，1942年七八月间，由于春麦失收，秋麦干枯，各地粮价均“飞涨不已”。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一倍，每市斗由40余元涨至80余元，“粮价飞涨之速，为抗战以来所仅见”。镇平涨风更炽，8月份小麦每斗已达140元，大米则高达200元，各地农民生活“日形艰苦”[3] P272。入秋之后，各地粮价有如脱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在洛阳，“半升小麦的价格高达80元法币（合市斗1 600元）”。到12月各地粮价仍居高不下，其中“麦子一斗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