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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阴性书写 　　内容摘要：《桑青与桃红》小说文本以家国分裂史与个人小历史相交错的形式，展现了父权中心“男性丰功伟绩”与边缘“女性私德日记”的辩证交锋。本文试图解读作者采取的主题意涵及其女性日记信件的叙事模式如何游走于强大的家国论述的缝隙间，达到女性主义“微观政治”的颠覆性，使女性声音能从原先在知识系谱中被消音的边缘进入中心，发出它独特的声音，从而开启女性书写的新格局。 　　关键词：《桑青与桃红》 女性文学 阴性书写 家国论述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正处于五四时期，以“民主、科学、自由”为口号的五四精神被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u渐如星火燎原般扩展为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针砭批评。传统父权结构、家国政治核心的权力结构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成为中国积弱、落后的象征，所以离开家庭、摆脱父母掌控成为新青年追求自由、表达反叛精神的具体行动。在典型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成年女性无法回到原生家庭，在婚约家庭里又得不到认同感，犹如悬挂在天地之间，找不到归属。而这种女性心灵上的流离失所，与近代中国人颠沛流离的集体记忆相互呼应，不仅青年渴望离家追求自由，女青年也想要离开家庭，追求新天地。 　　为了使女性能跳出父权建构的象征秩序，重新使女性获取自主性与主体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提出“阴性书写”的概念，强调写出女性的身体感受，以驳斥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的贬抑，她认为女性书写身体是愉快的体现，因为它摆脱阳性思考的直线型、单一性，而能将女性的多元化无限延展，并激发拥抱差异的开放性思维。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者露丝?伊利格瑞则强调“非一的女性言说”，强调女性身体内永无止境的各种流动能量，她希望女性发挥这种“流质”的特色，不再奉阳性父权的价值观为唯一真理。她进一步阐释女性所具有的“流体力学”：此种流质风格总是流动的，不断创造活力，并抗拒、推翻根深蒂固的既定形式、表象、想法或概念。从西苏的身体书写及伊利格瑞的“流体力学”，都提醒女性摒弃阳性的句法规范，深入探索被压抑的女性潜意识，让女性的书写跳出父权价值的单一意义，实践另类书写以挑战父权文化。以下我将援引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提出的“阴性书写”特点，探讨《桑青与桃红》如何运用多音的叙事声音与身体书写来达成颠覆父权中心的策略。 　　一.叙事声音的多音复奏 　　在桑青日记的第三部里穿插着桑青女儿桑娃的日记，桑娃自小在狭窄的阁楼里长大，她对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来自于双亲、报纸，及由窗口所看出的一隅景象。在这几段桑娃的日记里，她对于身份证及母亲夜晚外出，如此描述： 　　爸爸妈妈都有身份正，妈妈说身份正就是正明你是合法的人，我十岁了还没有身份正，妈妈说各楼的人是没有身份正的，外面的人才要身份正，他们没有身份正就要坐牢，我恨死妈妈天天晚上到外面去，爸爸说她出去找男人，她要丢我们了，我要把她的身份正撕掉。（《桑青与桃红》页177） 　　身份证是国民党治理台湾时，为了“保密防谍”以及监控管理人民所发明的特殊产物，身份证显示出每个人民的出生、籍贯、户籍迁徙、父亲、母亲、配偶、职业，可说是每个人的血统证明书，桑娃的日记里，出现了几个错别字，将“身份证”写成“身份正”，可知证明自己的合法居留身份，证明自己双亲、配偶是何许人，如此才能“验明正身”，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人”，“清白的人”。桑娃由于父亲说逃犯，即使她本身是清白无辜的，她依然是“父亲的女儿”，因而被视为是逃犯的小孩，所以她既是性别阶层上的弱势女性，又是不正常的人，无法取得合法的身份，必须被禁锢在阁楼内。 　　在第四部多音复奏的语言中，我们可以阅读到时代主流的声音，同时也可以阅读到两个阴性主体不断激烈辩论的声音，此种类似意识流的写作风格，是种摆脱父权象征秩序，进入阴性语言的潜在动能，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称这种语言为符号界的语言。克里斯蒂娃结合语言学和精神分析，提出“符号界”的理论，②与拉冈所言的象征界相抗衡。由于象征界被父权话语所支配，女性的语言备受压抑，使得女性无法在象征界表达她们的欲望。必须在“符号界”寻求通路。符号界强调再现原初欲望，它是流通的开放空间，抗拒固定意义的生成，并企图利用语言冲破理想的藩篱，让潜意识能恣意地发泄。 　　二.性别政治与阴性书写模式 　　桑青随家纲逃到台湾之后，其政治空间是五十年代警网密布的台北，桑青一家在狭隘封闭的阁楼生活，其身体遭到国家强权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由于桑青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妻子，没有主体性，必须伴随畏罪潜逃的丈夫，她无法分辨自己究竟是清白的人还是有罪的犯人，所以她将自我身体监禁在阁楼里。桑青为了报恩，鼓起勇气走出阁楼。而家纲对于桑青的出走充满怨恨，责骂她是淫妇。可见，父权话语将女人身体禁锢在私有空间内，统治者往往通过对空间的塑造、支配来进行权力的操控，使得被统治者的身体被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