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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战时期新文学重新评价 　　新文学发轫于1917年1月《新青年》上《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这是学界较为接受的一个客观事实。其时的“新”，主要针砭古典文学的“旧”。在随后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一批文化知识精英倡行个性解放与自由、反礼教、反专制，将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学的实绩也受到国人瞩目。“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随后蔓延到全国其他城市，这是知识精英阶层作为先知先觉者对普通民众完成的一次启蒙。新文学也在启蒙中形成感时忧国和关注人性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抗战的全面爆发，打破了新文学的发展进程，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的时候，新文学开始由城市走向民间，民众成为讴歌和服务的对象，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成为形成新文学又一传统的理论资源。此种新文学的大众传统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得到高度认可和肯定，随着解放区在全国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新文学的大众传统又对共和国相当长时间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溯新文学大众传统形成的渊源时，武汉抗战无疑应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 　　武汉抗战是抗战初期继上海、南京、徐州战事后一次全国动员的战役，是抗战由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为了论述的客观与完整，本论文中所涉及的武汉抗战“既不仅仅指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局部区域性抗战，也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范畴的武汉会战（军事史上的武汉会战指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到1938年10月25日汉口弃守），而是指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到1938年底武汉撤守这一时期的中国抗战”[1]。在此期间，新文学的大众传统在战争情势下逐渐成形，新的文学规范与格局也初具规模。 　　 　　一 　　 　　新文学与大众文学并非是天然融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有着很深的隔阂。尽管新文学运动的重大实绩是文言的废除，白话的推广，这种言文一致的改革看起来似乎拉进了新文学与大众的距离。但新文学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它在普通农村民众中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所以有些理论家批评新文艺形式是“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所以对于畸形发展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表现是不错的，然而拿来传达人民大众的说话、心理，就出了毛病。”[2]这种说法虽然不免偏颇，但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说服力的。发表于《文学导报》一卷五期（1931年9月28日）上的《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史铁儿（瞿秋白）在此文中认为：“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当然，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小说，以及俏皮的优雅的新式独幕剧……城市的贫民工人看的是火烧红莲市等类的大戏和影戏，如此之类的连环图画、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他们听得到的是茶馆里的说书，旷场上的猢狲戏、变戏法、西洋景……小唱宣卷。”赵树理曾说“他将自己喜爱的新文学书刊推荐给农民朋友，把《阿Q正传》读给父亲听，可惜他们都不能接受，这使赵树理清醒地认识到以少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3]所以赵树理开始文学创作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故事要老百姓听得懂。 　　抗战前新文学与大众文学并行不悖是平等竞争的结果。是满足各自读者群的需要。二者组成文学史上雅俗互动的景观。而在抗战中，新文学与大众文学则从二元分立走向互相融汇，这是由抗战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的。 　　武汉战时文学产生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严峻时刻，文学无疑成为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学的战斗功能，新文学就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改变以往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状态，而主要为农民和兵士服务（这是抗战的主要支撑力量）。也就是要新文学与大众传统融汇起来，采用农民和兵士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样式，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那么，新文学如何与大众传统相融汇呢？换句话说，武汉战时文学如何冲破五四知识分子传统呢？1938年3月27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上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即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途径，而“实践的步骤是文艺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是实践的具体的方式。”[4] 　　 　　二 　　 　　如何评价武汉抗战时期这种融汇了大众传统的新文学呢？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说：“这种战争的艺术性或创造性，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和一切的力量，特别是对于文艺艺术家们，使他们获得了一番意识界的清醒，认清了自己所从事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尊严，在和平时期对于文艺艺术的曲解或滥用，冒渎了文艺艺术的那些垃圾，在战争的烈火中被焚毁了。为文艺而战斗，为文艺而文艺，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作家们增进了他们的自信自觉，这些精神便是可能产生高度艺术作品的母胎。所以有人说，中国自七?七抗战以来，才真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