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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发展亚洲现代化进程观察与思考 　　自2008年开始亚洲国家与地区政治发展的调查与研究以来，不觉之间已逾6年。在这6年间，我们的课题组先后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展开调研，调研这10个国家与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 　　在这项研究刚启动的时候，我们将其定位为经验性研究――观察、探讨我们所选择的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前世今生、左邻右舍、形之上下。我们力图客观地描述发展历程，并尽可能地揭示出埋藏在浩繁的历史事实中的因果联系、逻辑关系。我们尽量排除主观上的成见与思维的定式，我们甚至说：“警惕自己，忘掉中国。”好在实际调查研究过程充满了新鲜事物、意外惊奇，我们几乎从始至终都沉浸在好奇和新的发现之中，即使是我们当中的“国别专家”也不例外。 　　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直接观察法”，即在以往学术积累和案头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观察”、“口述历史”等方法，对研究的对象国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的事实部分、叙述部分和意识部分，即我们通俗表述的“做法”、“说法”和“想法”，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和确认。总之，我们尽可能全面、系统、准确地再现与描述上述10个国家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 　　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二种方法是比较研究法。直接观察法属于一种分析性的方法，比较法则是综合性的方法。通过比较找出事实中埋藏的因果关系，进而发现那些规律性的现象，甚至规律本身。比较研究法使我们进入到亚洲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处，对亚洲政治发展的由来、内部差异以及未来趋势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我国周边的这些与我们历史起点相近、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与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宏大历史场景中观察认识自己的机会。 　　缘起：中国的“崛起政治学”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亚洲政治发展？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项研究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是在修远基金会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带着希望给中国现代化提供参考和镜鉴的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动机，启动了这项后来被证明是规模浩大的研究。当时的想法十分简单，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这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认识规律，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与我们的历史起点、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一定会对中国有帮助。 　　然而，在调研途中随着视野扩展和知识增加，我们逐渐意识到，尽管中国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却早就开展过这样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是当代政治学的执牛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学成果基本上都出自美国。在我们看来，塞缪尔?亨廷顿有关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和同为美国学者的曼瑟尔?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以及利益集团的学说，是当代最为重要、最具现实价值的政治学说。而亨廷顿以及奥尔森的理论都是为了适应战后美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才被生产出来的。 　　战后，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建构、管控世界秩序，由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出面，美国政府组织、资助美国学术界，对当时美国面对的一系列涉及社会治理与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和曼瑟尔?奥尔森等众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亨廷顿总结与概括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政治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规律，部分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政治不稳定现象。奥尔森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见长。他通过对工会以及罢工行动的观察与研究，剖析了人类策动、组织和维持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奥尔森的理论为认识和控制社会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以亨廷顿与奥尔森为代表的学者及其理论成果源自美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在美国崛起、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亦可被称为“冷战政治学”。这些学术理论与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由此，我们渐渐明白了一个以前不曾意识到的问题――政治学发展与大国崛起的关系。 　　事实上，最初提议对东亚国家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是修远基金会的理事们，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涌现出的杰出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事业要求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他们希望了解一些与中国历史/现实环境相似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及政治发展进程，进而从他国的道路与经验中获取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启示。他们的提议与我们希望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学术兴趣不谋而合。至此，我们才清晰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为国家崛起而了解世界。 　　今日中国若要崛起需要有世界眼光，需要新的发展战略。时代与国家的需求，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进一步讲，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践又为中国人认识现代化及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