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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特征 　　在人类文艺理论史上，历代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过艺术的本质与特点，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点。柏拉图的“宇宙精神”说：对理想的信念和坚持是柏拉图的主要观念，柏拉图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反映，观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黑格尔的理念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所说的“理念”，就是“客观精神”，正是它，构成了世界的本原，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这种“理念”的外在表现。刘勰的“文以载道”认为文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他首先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也就肯定了“模仿”现实的艺术真实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再现”，他认为艺术反映现实，但他所理解的现实生活，不仅包括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其更加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更加突出了艺术创作自由自觉的生产本性，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是人类文艺理论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性变革。 　　马克思认为，知识是人类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自然同时也就成了人化的自然。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切文艺作品都要遵循这一原则，反映人类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文艺作品，都源于人类对物质世界和认识的改造。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起源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提出劳动创造了美，这种美感诉诸于我们的五官，心理及思维的触觉，形成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自我主观解释和理解，当然这种主观意识是建立在客观世界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将文艺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放到整个物质生产过程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在动态的社会关系中对其进行考察，才能把握文学创作及批判的真正规律和原则。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以下几个特性的论述：时代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社会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现实性与审美性相融合。 　　一、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结合 　　时代性是指文艺的创作应反映时代的要求，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作品应能准确反映时代的变动，深刻捕捉时代的精神发展方向。人民性是从实践角度及阶级角度得出的结论，因为文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生活，而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内容只能存在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如路遥发表于1982年的小说《人生》，就具有很高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结合意义。小说的背景体现了时代性，在那个时代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明显，农村人就必须老老实实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地日子，每天劳动，挣公分，生活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梦想，偶尔想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比登天还难。大多数的人被自己思想局限所设下的牢笼圈住了，圈在了这个小地方里，注定过着平淡的生活。主人公高加林读过书进过县城，教书育人，他自然是比普通的人看得远些的，他想要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努力在这个大的环境下，挣扎着奋斗着，他努力读书，他勤劳教书，他在县城工作认真拼命，可是这都无法抗拒一个大时代的压力，农村户口除非调动工作就得在农村种地，农村人生来就得在庄稼地里工作，他的父亲是，母亲是，他的爱人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户籍制度管辖尤其严格，城市农村户籍待遇以及各方面差异很大，很多生在农村有理想的青年只能靠考学来到城市，实现现实版的“鲤鱼跃龙门”，但成功的几率尤其小，命运的残酷性也就显得尤其的明显。正如《人生》的故事背景，高加林与黄亚萍以及张克南同为高中同班同学，但是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毕业后，农村户口的高加林不得不回到农村，即使他在很多方面要比张克南优秀，但是他还是得不到张克南的生活，甚至对于女孩黄亚萍也不敢有爱。 　　文学艺术的产生及其发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单纯的主观意识运动，而是在实践和文化相互作用的二元结构中得到发展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便形成了各个时期的文艺作品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人生》中的时代烙印极其明显，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的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还不健全，人们的思想相对固化，不能很快地接受新鲜事物。如文章中有段细致的描写：“他们的恋爱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他们穿着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全城都在议论他们，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社会的舆论，疯狂地陶醉在他们罗曼蒂克的热恋中。他的情绪当然是很兴奋的，因为黄亚萍把他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动，就像他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坐汽车一样。”这一段细致地描写了高加林在跟黄亚萍恋爱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