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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集韵实践例式和硕果 　　摘要赵振铎先生以五种宋本、影宋本和清人三十多种成果作为?校本，对今流传最广的清顾广圻修订曹楝亭本《集韵》做了大规模的全面校理，是《集韵》研究史上的重要研究实践和历史担当。从赵校本的校勘实践中抽绎出类型学体式，则有六种校改例式和三种校语例式，由体式系见赵校成果，则点上成果密集，举不胜举，有的则早已体现在当年《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中。面上的成果则由约略统计可见。在校勘学思想上，赵校本以求真求是为本务，处处体现校者的识力，以充分占有材料“求全责备”为操作，下笔则思做到“一网打尽”。 　　关键词《集韵校本》历史担当类型学体式求真求是 　　《集韵》编写的初衷，可谓不满于《广韵》（成书于1008年）的“多用旧文，繁略失当”，该书始编于北宋仁宗景?v元年（1034年），成书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九月，梓成于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十七日[1]。作为字书，《集韵》约收字头5.35万个，比《广韵》约多出2.7万个，字头数几相当于今《汉语大字典》，可谓宋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工程。作为韵书，它比《广韵》的音切要丰富得多，例如“愀然变容”的“愀”字，《广韵》收了两个反切“亲小切”和“在九切”，《集韵》收了八个反切：千遥切（《集韵》用字据述古堂影宋钞本，“千”字形与“干”形字有明显区别，此处误作干遥切。中华本《宋刻集韵》不误）、将由切（字亦异体）、兹秋切、子了切、七小切、子小切、子酉切、在九切，可见一斑。音切多的原因是，既有古音、旧音的记录，又反映方音、俗音，以及宋代实际语音的种种变化。 　　一、历史担当和工作底本 　　《集韵》编校中的讹误，前人早已论及，最早司马光等人纂修《类篇》（1039―1066）时就已发现，《类篇》几乎就是针对《集韵》而编纂的。《类篇》一简短后记称：“《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类篇》第十四下“阳”字和古文“陆”字下有直接纠正《集韵》讹误的文字。清人朱彝尊将《集韵》《类篇》同时付刻，以使互补相足，可谓卓识。校理《集韵》讹误，清代余萧客、段玉裁、陆心源，直到孙诒让等三十多人都下过功夫[2]，虽不乏胜义，但所见宋本少，仅以南宋明州本或汲古阁影钞明州本校清曹楝亭本，终究规模有限，发明不多，成果分散，难成气候；又以道光年间的方成??《集韵考证》最为全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主要是用《类篇》校《集韵》，引用宋本时也只是用了汲古阁影宋钞本，非原书而是传抄本，还只是部分引用，此外并没有见到其他相关宋本，限制了校者的眼界，甚至在引用同时代学者的成果时还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赵振铎 2012：2）。这样，研校《集韵》的重任，注定要落到近现代学者的身上。黄侃、罗常培、白涤洲、潘重规、邵荣芬等都有过重要成果。大规模全面校理《集韵》的研究实践和历史重任则落到了赵振铎先生身上。赵先生以研校《集韵》作为自觉的历史担当，如从1956年萌生心愿，向其祖少咸先生提出研究《集韵》之事算起，到2012年12月三巨册《集韵校本》问世，历时半个多世纪。 　　《集韵校本》以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1766―1835）重修《集韵》为工作底本（一般又称蓝本）。顾氏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曾以曹本《集韵》（1706年）为基础，限于当时条件，明知扬州某氏藏有宋本《集韵》而不能借得，只好仍以曹本原来据刻的影宋钞本重修，重修后仍交曹楝亭印行。1706年的曹本仅以朱彝尊一部借自常熟毛??汲古阁影宋明州本钞本（未涂改本）镂刻（另有毛??据南宋长沙刻本，即潭州本《集韵》粉涂影宋明州本钞本，涂改本今藏天一阁），官修《集韵》本来就粗疏，传抄本必有所失，曹刻时按自己的格式编排重抄又失，如同清人姚觐元所说，曹本《集韵》成了“识者之所弗取”的书。顾广圻重校重订《集韵》是应然、必然之举，但顾氏重修时也受到如上文所说的种种条件限制。不过，顾氏重修本对曹本的错讹“有所改正”（赵先生语），更重要的是完本，特别是顾氏本1983年经中国书店影印之后，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容易得到。为什么不用光绪二年（1876年）的姚觐元校刻本《集韵校正会编》作底本呢？姚氏的优点是用明州本校曹本，但遗憾的是姚校本今只有四卷本残本（第四卷还不全），存稿不到全书的一半。 　　蓝本而外，用于?校的本子有：上海图书馆藏南宋明州刻本[3]、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南宋淳熙十四年金州刻本[4]、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潭州刻本[5]、浙江宁波天一阁藏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6]、上海图书馆藏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7]。实际校勘时，远不止这六种[8]。 　　二、校改例式和校语例式 　　如果要从赵校本的校勘实践中抽绎出类型学体式，并由其体式系见其成果者，则有： 　　1.版式 　　全书按顾修本原版页次影印，合边框为顾版之整页，今分两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