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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企业家资源价值 　　历史像一条河流，它的上游一定要影响下游。 　　民国企业家资源既是对晚清最后八十年的一种继承，也是对后来者的传递与启示。 　　如果说晚清提供给后来中国企业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市场开放与官商合作；那么民国企业家带给后来者的思想资源，则是企业家的自治秩序与国家资源委员会对企业家的遮蔽传统。 　　这样的历史隐含着一种巨大的张力，至今依然是这个国家经济史与企业史双向叙述的主要图景。 　　民国企业家曾经出现的自治秩序，对后来企业家生长的隐形作用，值得深度分析。某种意义上，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家的迅速崛起，事实上都具有企业家自发秩序的特征，因为这些新生的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都不是政府的设计与引导，而是民间社会的探索与实践。而这样的经济和市场的图景，在民国初年，也曾经蔚为大观。 　　同时，民国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市场特征和国际贸易特征的企业家。他们在民国时代，承担了市场创新的主要工作，拉动了市场的自由交换。1949年之后，在民国时代已经初具规模的企业家们，纷纷去了台湾、香港和南洋等地经营自己的企业，同样取得了醒目的成就。 　　1978年改革开放来临，正是这一批身居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为一个时代的开放提供了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市场资源和资本资源。著名的招商引资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资源的市场方法，而一系列更加著名的企业家，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荣毅仁等等，都是基于这种历史资源，开始全面介入到1978年之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之中。 　　白吉尔的分析框架 　　对于一个长达几千年历史的封闭性农业国家而言，具有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特征的市场经济秩序，总是来得艰难又缓慢，一些时候甚至出现倒退。纯粹从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看，失败的洋务运动，的确让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为继。但政府垮塌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破落，相反，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经济力量得以萌生。这正是被史学家提及的“黄金时代”的来由。1911年到1937年，这大约25年的时间，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不仅在商业领域，在很多实业和工业领域，也实现了同步发展，并诞生了一批气象宏大的中国企业家。 　　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教授详细呈现了这一个时期的经济景象。与晚清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机理类似的是，黄金时代同样没有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主导、保护和支持，在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处在弱势的地位，表面看上去是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支离破碎，但正是这种破碎的局面，给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史学家叶孔嘉整理出的数据显示，这一段经济的自由生长的确蔚为壮观，每年竟然保持在8%-9%的增长速度。 　　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发展应该迎来第二次机遇，但事实并非如此。 　　1927年同样值得后人分析。这一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基本稳固，官僚经济开始上演。白吉尔把1911-1927年称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自主企业时代，把1930-1940年称为“统制经济”时代。这个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正是被当时的人们热捧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从德国和苏联学来国家机器以行政力量来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他们坚信这种模式能够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到30年代中后期，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很快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抑制了民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把晚清和民国的经济史整合起来观察，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历史的事实，进入近代史以来，民间市场经济和企业家获得相对发展的时期，恰恰是当时中央政府相对薄弱乃至破碎的两个时期。一旦政府权力重建，可以逐渐发挥强有力的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过公共管理的边界，把大手伸到私人企业的头上，收缩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 　　自治的传统 　　以企业家的自治秩序为例。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企业家的再次崛起，和其他国家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类似，都是从城市的精英阶层开始。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城市精英阶层在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潜滋暗长。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各种学术团体和教育会开始产生，1897年，上海创立了第一家农会，1905年江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教育会。农会主要关注由日本引进过来的农业技术，他们办有自己的刊物，试图向上海周边的农村推广。 　　这种民间自治组织的出现，是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业机构为中国人提供了样本。现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表述，对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认识，主要是上海商业组织借鉴了外国商业机构的方法。1903年，这样的原则正式写进了上海总商会的章程。1905年，上海的另一家商业机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采用了这样的民主原则。今天依然在运行的城市市政管理办法，主要也是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