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治道德体系.docVIP

构建法治道德体系 　　 摘 要：当代中国，立法不难，执行仍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法律是否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遵行的道德规范。中国古圣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美国总统林肯有句名言：“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由此可见，法律若想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就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性，合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规范，才能如春风化雨般无形无色地落实下去。 　　 关键词：情与理；人性化；以德治国；道德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261-02 　　 　　 一、法治的情理冲突 　　 法治社会既要立法，更要立德。然而二者又并非是全然一体的，集中地体现在情与理的冲突。法能厚德，德可明法。 强调制度的人（法家）：主张制度先行，以法规制度治理天下，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并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不像儒家人士，强调毅仁为本。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知廉耻。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由于人有向恶的一面和懒惰特点，如果不建立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社会就会混乱不堪。 　　 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堵塞禁绝作用，视一般百姓如草芥，忽视客观因素，急功近利，不仅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会把工作做的一团糟；又因为得罪人，遭人忌恨，一旦形势变化，灾祸随之而来，刀剑架在身上了。因为变革带来的陡然变化，打破人们的惯性心理和生活，民曰不便，必然会引起震动和反对。利益受到冲击的权贵们则会耐心等待机会，利用手中权力到时反戈一击（商鞅变法）。读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你会发现，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奉行长老之治，当人们之间发生冲突，当情感与理性出现矛盾时，往往倾向于通过乡规民约来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法治的道德性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这与西方罗马法系说的家长权也是相通的。 　　 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遵守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如果法律规则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或极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就必定会受到侵损。在这种境况下，承担执法任务的机关便拥有了这样一种地位，即它们能够执行任何它们认为与占支配地位的集体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道德原则。霍姆斯法官宣称，“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论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可见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通过减小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生活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增加社会和谐。 　　 二、法治应是情与理的统一体 　　 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法律由人民制定，统治者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形式上统治者只对法律负责，统治者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在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古代，法与道德浑然一体，法学家们尽量把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而近代法学家们已将法与道德作为不同的社会规范互相补充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但在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林肯有句名言：“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古希腊后期的斯多葛派哲学的思想家则把正义和自然法融为一体，并把平等作为自然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平等正义观深深地影响了古罗马的法学家，古罗马法学被定义为“善良正义之法学”，古罗马的法学家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西塞罗也称正义体现在“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在古罗马形成了合乎正义的三条原则：即正直地生活，不损害别人，各得其所。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而永恒的意志。”“法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古罗马时期，产生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任何人不得审理关于自己的案件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二是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 　　 外儒内法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