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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与幸福感本土化研究 　　摘要：正念这一概念近来颇受国内心理学界关注，作为佛教中助人离苦得乐的修行方式，其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幸福感。文章将国内关于正念与幸福感的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测量型研究和干预型研究三类。本土化的研究延续了西方实践多于理论的态势，也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即多数研究发现正念与幸福感存在正相关，一些研究则认为两者不存在显著关系。本土化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关键词：正念；幸福感；本土化 　　 　　面对公众对传统心理治疗方法的理论与疗效的质疑［1］，西方心理学界开始探索新型的心理治疗方式。为求突破试图“揭露过去”的精神分析与力图“影响未来”的认知主义诸法的局限，学界开始思索摆脱与过去和未来斗争的方法，最终他们在东方文化中寻找到了线索――正念，―种关注当下的觉知方式。作为佛教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正念强调当下和不作判断，与致力于“改变”的认知疗法不同，即无需反省过去也不必担忧未来，仅仅关注此时此刻。 　　一、概念阐释 　　佛教使用正念的禅修方式培育对事物的客观态度，通过纯粹的观察与觉知各种感受，发展起对一切感受毫无贪嗔与完全接纳的平等心，使人最终觉悟与解脱，从而达到内心平静。在心理学中，正念普遍被接受的三个特质为“有目的的意识”“关注当下的注意”和“不作判断的态度”，而对正念定义的争议在于正念到底是一种觉知方式，亦或是一种知觉状态。正因为如此，正念的操作性定义一直难以确定。鉴于实际研究的侧重不同，不妨将正念的概念灵活运用。当进行正念训练之时，正念可视为一种觉知方式；当测定正念水平之时，正念则是一种知觉状态。参考Kabat-Zinn对正念的定义，本文将正念理解为有目的地且不加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一种觉知方式或状态。在国内，正念又被译为心智觉知或专念。 　　自从积极心理学建立以来，幸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至今余热未减。与正念不同，对于幸福感的定义的不一致根源于对其的主观理解不同。目前，幸福感主要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类。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快乐论，注重人的感性，强调个体的幸福即是快乐；心理幸福感根植于实现论，侧重于人的理性，认为幸福是人完美潜力的实现；社会幸福感从人的社会存在方面进行考察，关注公共领域。不同的幸福感分类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主观幸福感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心理幸福感以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六指标或以自我实现和尽情享乐等为评判标准；社会幸福感则以个体对社会的整合感、对他人的认同感、与社会和谐的一致感、对社会的贡献感、对社会实现的潜力和发展的信任感为评价指标。 　　二、正念与幸福感 　　佛说：“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佛学提倡度化以帮助人们离苦得乐，这一点与积极心理学中倡导发展人类的积极品质直至寻到人生意义、实现自我不谋而合。而之所以有关于正念与幸福感关系的讨论，源于幸福感研究来到了干预阶段，人们试图找到多种可以提升人的幸福感的方法。正念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国内心理学界对正念的关注始于本世纪初，对其与幸福感的研究也在这之后。 　　心理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几乎全部源自西方，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之巨大，要想将其方法应用于我国，必须经过大量的本土化研究，使之“入乡随俗”。正念虽源自东方佛教禅宗，但对其解释已经经过了西方的“本土化”，所以再运用正念时，也要经历心理学式的逆向工程。幸福的意义很广阔，凡是涉及三类幸福感的涵义或指标的内容皆属于该研究范畴。近年，国内对正念与幸福感的研究呈井喷态势，研究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测量型研究和干预型研究三类。 　　1.描述性研究 　　不同于之前心理治疗方法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路数，正念从一开始便是以疗法立足于心理学的，其概念理论是从实践研究中丰富的，所以在实际的研究中，正念的实证研究要远多于质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主要对理论基础（如佛教的解释、生理层面的证据）进行了介绍、对作用机理（如正念如何调节情绪，有再感知模型、正念应对模型等）进行了解释以及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如正念对情绪的影响研究显示，有影响积极情绪的、有影响消极情绪的）进行了归纳。 　　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依托起着精神引导的作用。佛教中，正念即无念，是脑中不起任何妄念、不执着于任何念头的状态。作为一种治疗技术［2］，禅宗的病因理论认为人们的欲求、烦恼与痛苦都是由于内心的执着导致，“放下”便是脱离苦海的根本办法。受佛教影响，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比起寻求享乐更倾向于摆脱痛苦。谭素芬 ［3］认为，禅宗中真正的幸福是通过道德修养与他人、社会和谐相处，提升心灵境界实现理想自我，从而达到“涅??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