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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义理对日本耻文化影响 　　［摘 要］日本文化是“耻文化”，在“耻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武士义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武士义理的分析来阐述它是如何影响日本“耻文化”的形成。 　　［关键词］武士义理 耻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9)03－0096－02 　　 　　一、义理的来源、义理在日本的变迁过程及武士义理的含义 　　 　　义理在日语中原本是不存在的，它原始于中国文化之中，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义理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之中，通过历史典籍的句子可以归纳以下三种：(1)《韩非子?难言》中有“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此义理指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2)《礼记正义礼器》中有“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为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此处义理指礼仪；(3)进入宋朝以后，张载提出义理之学他认为义理之学是指章句训诂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朱熹以认为“义理研究天道、天理、心性等宇宙原理和人本质的学问”他把义理之学推向了顶峰，已经将义理提高到了哲学范畴。由此可知，义理一词在中国本土就繁衍出三个义项，义理所表达的意义、内涵、范畴从古代儒学到宋代的新儒学有了质的变化。 　　义理这个词，本来是表示“事物的道理”、“礼仪”含义的汉语，在日本中世纪前期以前，汉语的意思是原封不动被照搬的，宋学义理作为哲学概念在中世纪的镰仓中叶开始东传到日本，它一方面是随禅宗传入日本，另一方面，是元初中国名僧一山一宁于1299年前往日本，着重宋学义理的阐发使宋学得到传扬。这一时期义理概念也产生了变化，即义理在原来的意义上，增强了道义性义理概念。义理虽然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播，但是传播的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仅仅限于京都地带的武士、禅僧和公卿。江户时期的德川幕府，是从室町时期的武士社会脱胎而来，为了治理社会，巩固封建秩序，江户幕府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肯定现世秩序，有利于武士阶级政治统治的现世本位、武士本位的御用思想。而义理之学重法度，重秩序，重上下尊卑的伦理观念为巩固政权提供了理论保障。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在继承宋学义理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改造。如藤原惺窝提出了义理与利欲是对立的，提倡武士重义理弃利欲。其弟子林罗山，为了稳定幕藩体制统治者的内部关系，将儒教原本的面貌作了改变，例如在忠孝观上，与中国儒教有所不同。在忠孝二者间，林罗山主张重忠轻孝，继而引申出忠君爱国思想。所以，宋学义理传人日本后义理经日本儒学者的改造，已与中国宋学义理不尽相同。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将宋学的义理之学应用于武士社会，将这种儒教的义理作为武家统治的原理，是君臣主从之间应该坚守的道义，表现为武士对主君的忠义奉公，主君对武士的厚爱，而成为德川幕府武士的伦理观的基础，是属于当时武士社会的主流思潮。而武士阶层在江户时期处于四民等级制之首，是武家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道德都会被说成是“全人类的道德”，并对其他阶级的道德观产生重大影响。反映武士思想及行为准则的宋学义理，必然要渗透到其他阶层，特别是町人社会中。在渗透过程中，义理的意义、内涵更加复杂，并逐渐演变为日本平民阶层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观念，至今在《广辞苑》中其意义包含着：(1)正确的道理，人们遵守的道德。(2)人在和他人的各种关系中必须努力保护的道德、体面、面子和情意。(3)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缔结类似血缘关系的关系。(4)理由、意义”等多层含义。 　　武士义理的含义就是武士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包括“忠”“勇”“义”“礼”“仁”“诚”，其核心是“义”中包含的“耻”，这个“耻”是指武士为追求名誉、洗刷耻辱必须履行的行为规范。 　　 　　二、武士义理与耻辱的关系 　　 　　《平家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小说，刻画了不少战争时代的武士，其中诸如“有耻者”、“有耻武士”、“有耻门客”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多用来形容品格高尚之人。“有耻”即“知耻”，在当时，被誉为“有耻”，就类似今天被称作“高贵”。“有耻”之人，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对武士来说，为维护荣誉，不仅要尽可能不做耻辱之事，在强烈的耻感的作用下，还必须以理想型的武士为参照，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高尚的武士。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即武士的荣誉和耻辱。武士的荣誉即名誉，是指武士自身行为受到所属集团内部关系以及自身的认可、承认及赞扬等肯定评价。武士的耻辱或耻，是名誉的反义，即武士的名誉遭到损害。武士追求名誉、洗刷耻辱，是武士身份者必须履行的行为规范。否则，即会导致武士集团对其武士身份予以否定。作为一个武士，在名誉上只要出现了耻辱的污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即便自己的生命结束，这一点一滴的耻辱也会留存下来，成为后代的耻辱。耻辱似乎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