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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典型化创作及其意义 　　摘 要： 柳青在当代“典型化”创作的形成，与新时代文学的召唤和“新的文学规范”的规训，与革命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方法的使用，以及革命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光辉的人格节操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创业史》等“红色经典”的认识、评价，一定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回到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这对于“十七年”文学研究及当下文学创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柳青；典型化创作；新的文学规范；文学批评；规训；语境；创作道路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1-0164-08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柳青是“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代表作家，他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创作的《创业史》被奉为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经典。然而，这部“红色经典”在问世后的岁月中命途多舛。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围绕《创业史》中心人物梁生宝的艺术典型问题就展开过激烈论争。文革时期，《创业史》又被诬称为体现“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黑经典，并且殃及作家柳青。新时期初，《创业史》短暂辉煌。进入80年代中期后，《创业史》又因其浓烈的政治意味和典型化色彩备受责难。在80年代末兴起的重构20世纪文学史的浪潮中，《创业史》在偏激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创业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到的尴尬，特别是在“十七年”和新时期评价的反反复复和巨大落差现象，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政治化思维的根深蒂固，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柳青的典型化创作与“红色经典”这样一个严正的课题。是沿袭政治化思维像翻烙饼似地、简单化去认识“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作，还是跳出政治化思维的窠臼，返回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去探寻“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合理性及其局限，给《创业史》等“红色经典”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进而给当下文学创作以及学界研究“十七年”文学以有益的启示。基于这个动因，本文拟对柳青的典型化创作的形成及其意义进行探寻。 　　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政治???务”被确定为当代作家创作的基本方针，塑造英雄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首要任务。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代表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 的宏伟目标，并且确立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文学规范”（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他号召作家写“人民中的各种模范人物”，并且要“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1]151153在热情召唤的同时，新生的共和国文坛迅即按照“新的文学规范”对形成共和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五四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进行规训。柳青就是最早受到规训的解放区作家之一。 　　1950年1月4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关于柳青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多是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如巴金、周而复、李健吾、冯雪峰等。大家认为，小说的内容和人物虽然真实可信，但主题思想不深刻，人物性格不鲜明，分析原因主要是小说反映的生活和中心人物王加扶的形象塑造缺乏典型性。著名评论家冯雪峰指出：“造成这种缺陷主要是小说所采用的创作方法问题，即没有采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作者写人物一切都是照这个人原来赋有的样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写，不会有过什么‘增加’，没有对典型的粗胚和材料进行加工，……”[2]126128数月后，在一篇评论柳青《种谷记》的文章中，论者更明确指出：“作者基本上掌握的是现实主义的一面，缺乏的是浪漫主义的一面，……如果作者当时已经能够自觉地掌握革命浪漫主义的话，那是一定不会满足于现在这样子的写法的。”[2]145上述对柳青早期创作缺乏典型化的批评体现了共和国文学建设的明确导向。 　　所谓“典型化”是指文艺家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的生活材料，从中提炼出最能体现某种人物或某种生活现象的素材进行整合、虚构，在艺术加工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3]。典型化学说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拟论”，中经黑格尔、车尼尔雪夫斯基的“典型论”，到恩格斯时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典型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问题时，精辟地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4]17毛泽东的“典型化”论述含有鲜明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追求，这个论断，后来成为解放区作家和未来新中国作家进行典型化创作的指南。 　　柳青是一个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信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