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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视野下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 　　【摘 要】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族群比例;经验启示 　　【作 者】高永久，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张金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教师。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D762.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1 - 0001 - 007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种族多达二千多个”[1 ] 8，有“民族博物馆”之称。截至2010年，公民和永久居民共有378.93万，其中华人占74.1%，马来人占 13.4%，印度人占9.2%，其他民族占3.3%。[2 ] 新加坡多民族国家关系形成与其被英国殖民、日本占领、被迫独立的历史关系密切。自1819年新加坡因商开埠以来，在风云跌宕的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以地域、宗族、宗教为纽带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为主体的三大主体族群。“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具有政治上的统一性与民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政治统一与民族即文化的多元每每构成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基本矛盾。”[3 ] 66 民族矛盾是困扰新加坡社会的核心问题，族际冲突的历史印记与现实伤害，作为一种历史顽疾，深刻地植入了新加坡社会关系中，并长时间地影响着新加坡族群关系。在多民族国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实现族际整合是一个历史性的共识。所谓族际整合就是“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中的融洽与统一，所要揭示的是族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与承认，族类群体对国家合法性的承认、对国家权威的服从，国家对族类群体的容纳、对群体地位的认可。”[4 ] 90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新加坡组屋及其族群比例政策等相关制度进行评述，并以此为基础剖析这一政策对多民族国家在族际整合、国家认同构建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我国探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路径与模式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经验启示。 　　一、组屋及族群比例（Ethnic Proportion）政策 　　所谓组屋，就是由新加坡政府财政出资建造的廉租屋和廉价性保障房。1960 年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DB），全面负责新加坡公共住房规划、建设，着力指导、管理、开发政府组屋，目的有二：“ 第一，缓解房屋短缺的压力。第二，对人口结构实现再调整。”[5 ] 142“组屋”（HDB Flats）由政府统一规定价格，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家庭使用，[6 ]主要面向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家庭，产权为99 年。有计划、大规模的组屋建设历经50多年，成效卓著。据新加坡统计局（STATISTICS SINGAPORE）统计，经过半个世纪的大力发展，政府共建造了100万套组屋，全国近85%比例的人口都居住在“组屋”中，其中95%的组屋居民拥有组屋的100%产权。[7 ] 275-307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政府对组屋购买（租赁）者施加了国籍、家庭构成、年龄、收入等项条件。首先，严格按照先申请先分配的顺序，体现“先到先得”的公平原则;第二，具有新加坡国籍（公民权）;第三，购买（租赁）者的收入水平;第四，最低年龄限制（年满21岁，如果是两位单身人士则必须年满35岁）;第五，家庭构成 （核心家庭）;第六，设立族群比例。六项先决条件的限制，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传统的积极应对。历史上，英国殖民政府对各族群采取分而治之、相互制衡、区别对待的隔离政策，各族群独立分散地固定在一个聚居区。出于种族优待，马来人被安置在土地肥沃、渔业资源丰富的北部地区。“自开埠以来，马来人不曾在社会经济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以捕鱼、务农为生，极少参与经济贸易活动。”[8 ]印度人住在中南部。作为移民主体的华人，则按迁出省份与方言的不同，居住在不同的城市街区，迫于生计多从事商业等经济活动。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族群居住格局没有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腾飞发生实质改变。相较于华人，从事第一产业的马来人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华人则依托城市通过经商很快进入高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分层，加深了马来人对自身利益、社会地位的焦虑，这也是新加坡华马两大族裔冲突的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组屋，在解决了中低收入者家庭住房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