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顺康雍乾四朝对贰臣态度转变.docVIP

浅析清代顺康雍乾四朝对贰臣态度转变 　　摘 要：通过梳理清朝统治者对投降清朝的士大夫所颁发诏令的措辞，不难看出，顺、康、雍、乾四朝统治者对投降清朝的士大夫的态度存在一个由暗防到明提的转变。乾隆年间撰修《贰臣传》，既是对士大夫的道德禁锢，也是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专制统治的有力体现，使士大夫阶层沦为了清朝统治者的工具。 　　关键词：清代顺、康、雍、乾;四朝;贰臣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出仕新朝，这是新旧王朝交替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历史现象。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下诏令国史馆编纂《贰臣传》，用政治手段来贬斥明清易代时的降清明臣。探其原因，乾隆认为在明朝已登仕途的官员，又在清朝做官，是不能将他们列在《明史》中，作为叛臣是不忠的行为，但是也不能载入清史中，毕竟对于外族统治者的统治不利，即“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乾隆萌生编《贰臣传》这个念头，乃是源于在此之前，江苏所进书籍内，含有《明末诸臣奏疏》及《同时尚论录》两书，当他读到那些降清明臣在前朝的章奏时，深感此辈中有“在明已登仕版”，从清后又赴身仕新朝，认为“其人既不足齿，其吉不当复存”。然而，若因此而将他们的传记从国史中剔除，又无疑会带来替之掩饰瑕疵的反效果。几经斟酌，他终于得到一个自觉妥善的处理方法，那便是将降清明臣的传记“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维隐饰”。 　　历代封建王朝在统治初期，都会大量吸收前王朝的官吏、士绅以为辅佐，通过与他们的不同合作，首先，可以解决自己因为统治经验不足，致使出现不必要的统治失误;而士大夫阶层通过填补官位空缺，在政治上稳固了新生王朝的统治，同时也使自己再次获得“饭碗”。其次，士大夫阶层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社会舆论，在思想上掌握着文化解释权对于吸纳民众有一定的社会效应。李自成的失败，部分原因就是对士大夫阶层采取“不与其合作则杀之”的措施，因此得不到大部分文臣士大夫的支持。统治者与士大夫之间的彼此默契，统治者可以稳固统治;而士大夫们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样就形成了历代旧臣投靠新王朝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大加利用的现象。但是，乾隆下诏国史馆编纂《贰臣传》，却是仅此一朝，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这是封建思想统治不断加强的有力印证。接下来笔者试图梳理顺、康、雍、乾四朝对“贰臣”态度的转变，揭示出清朝统治者加强文化统治、控制文化话语权的历史过程。 　　一、顺治时期对“贰臣”的宽济与暗防 　　顺治时期，清政府正处于征服全国的阶段，对抗大西、大顺政权及南明小朝廷的抵抗，面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抗清浪潮，他们大量吸纳明朝士大夫阶层，采取以汉治汉的政策，这反映清政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经验不足，尚处于探索期。清朝建国初期，顺治帝就下令：“凡明朝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指李自成的农民军），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乃以原官录用”①。这与李自成采取“不与其合作则杀之”的政策大相径庭，这也使得李自成很快就失去士大夫的支持，而清政府却能在当时的激流中获得支持。 　　统治者在汉族官绅地主中扶植拥立清朝的势力，争取把他们拉拢过来，并且加以任用，这一措施对于江南士大夫是特别有效的。如清朝政府问鼎北京，正在攻打南明小朝廷时，洪承畴建议亲赴江南，大力招揽明朝官绅，不少文臣武将前来受降。“贰臣”在总结明末弊病和为清政府建言献策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统治者多允之。 　　然而清政府对于“贰臣”还是多有防范的。顺治十年（1653 年）四月，刑部论陕西总兵任珍家居怨望按罪应论斩，在集议中，吏部尚书陈名夏联合陈之遴、金之俊等汉官二十八人共同上书，为任珍辩护，“与刑部、九卿、科道等满洲官两议”，顺治帝因此大为恼火，认为联合二十八员汉官显然是结党之举，斥责他们踵袭明代结党宿弊，与满官异心。经大臣在午门外议处，拟将陈名夏与陈之遴论死，其余人等俱从严发落。处罚结果反馈给顺治帝后，并没有被顺治采纳，而是“诏从宽典”：“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深负朕恩，本当依拟，姑从宽典，著各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陈名夏着罢吏部事，自今以后，从新省改”②。 　　因此，可以说贰臣中的大部分文人是得不到重视的，从贰臣入清后的职务分布即可看出，清廷对这个群体的安排是别有用心的：大部分贰臣都任职于清廷的监察机构，任职御史或巡抚，职掌风宪。这样一来，既有利于贰臣建言献策，又不使其掌握实权;既可以对满族统治者提供借鉴与提示，又可以从其言行体察其对新统治者的忠诚与否。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郁郁不得志，虽然当朝为官，但是处处受人排挤，精神受到摧残，常常有政治上和心灵上的双重失落感。在清军入北京后的甲申年夏秋之际，在京“贰臣”们已经开始有大规模的唱和活动。 　　二、康熙、雍正时期对“贰臣”的恩威并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