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改革语境下检察权人民性及公信力思考.docVIP

检察改革语境下检察权人民性及公信力思考 　　[摘 要] 近年来,检察机关各项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对检察事业发展起到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有些改革或试验偏离检察权行使的人民性及公信力,影响着检察事业的科学发展,有必要重新审视与反思检察改革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并予以调试与拨正。[关键词] 检察改革;检察权;人民性;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0)02-0028-04 　　[收稿日期] 2010-2-20 　　[作者简介] 张 斌(1964-),男,湖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研究;余大伟(1984-),男,荆州市江北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与应用研究。 　　 　　检察权作为一种以程序性监督为内容,以连锁交互的权力组合形式为结构的法律监督权力,坚持其内在价值取向的人民性及公信力是检察权存在并发挥法律监督效能的基础。在检察改革的过程中,确保检察权行使的人民性及公信力,更是检察制度和检察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审视与反思――以检察权行使的人民性及公信力为视角 　　 　　(一) 应为改革主体的民众明显缺席,改革缺乏人民性考量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源自人民的赋予,源自人民制定的法律授权。因此,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对人民负责,对人民制定的法律负责,是检察机关执法人民性的体现。目前在检察改革中,作为改革对象的检察机关自身成了推动改革的中坚主体,即主导与推动检察改革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自己,应为改革主体的民众,却在改革中明显缺席,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社会民众的司法诉求与利益体察不够,其结果不符合民众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博登海默说过:“一个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法律制度必须以民众的广泛接受为基础。”[1]尤其是在我国的检察制度本身还没有形成常规有效的民意吸收与交流机制的情况下,这会导致民众对整个司法改革的疏离感。由被改革的对象来推动检察改革本身就是主体的错位,容易诱发检察机关各种功利主义与策略主义的行为[2]。 　　(二)忽视公众诉求的封闭式改革,易引发改革公信力危机 　　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下,检察机关将服务大局作为执法理念之一,强化检察工作的服务全局功能,要突出检察工作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不仅要寻求社会公平正义,还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便利,除了依赖强制手段和硬权力执法,还要运用说服教育、调解疏导等非强制手段和软权力执法,做到执法与服务结合,惩罚与教育互济。现代社会,检察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需求,以民众更好地接近正义为归宿。而检察机关现行的诸多改革设想与举措所体现的均是司法的民主性,而非司法的民生性。许多改革项目是少数学术机构、专业研究人员或部分决策机关掌握着话语权,民众较少参与,改革过程既很少听取民众的意见,也较少设身处地关注其具体诉求和利益,民众经常成为旁观者甚至局外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城市化水平至今仍然较低。当下的司法改革除了检察改革,更多应考虑的是适应城市生活状态,改革往往以城市或发达地区为视角,较少关注落后地区和农民的需求[3],这极易导致公众对检察改革的公信力危机。 　　(三)突破法律的违法改革,会抑制公众法律信仰的生成 　　由于现行法律的规制所形成的约束使检察改革处于这样一种窘境:要么系统地修改法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性的调整[4]352??。近年来,在倡导改革的同时,又不得不谨慎地把“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改革”或“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项原则。事实上,检察机关目前所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和方案,已溢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完全以现行法律为基础,检察改革的全面、深层次推进是不可想象的。如:民事公诉、暂缓起诉、社会服务令、零口供规则、辩诉交易、量刑建议制度、刑事和解等改革与探索,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都属于缺乏法律依据的违法试验[5]。合理不合法的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擅自突破现有法律体系违背了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的统一性原则,如果任凭所谓良性违法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因长期阵痛而刚刚步入正轨的法治建设绊脚石。因为检察机关自身的行为会对民众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擅自突破法律的规定往往会抑制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越权改革将会对一个正在培养公民法治信仰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其结果往往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治之路更加举步维艰,改革也会丧失群众基础[4]458??。 　　 　　二、方向与定位――检察改革必须遵循人民性及公信力的价值取向 　　 　　(一)检察权源于人民, 人民性是衡量检察改革的重要标尺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权来源于人民,人民赋权是检察权的始点,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