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评论.docVIP

浅议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评论 　　关键词：章学诚；七略；四部；文字狱 　　摘 要：文章根据《章学诚遗书》中的资料、《四库全书》的编撰过程以及章学诚好友冯廷丞在“字贯”中的遭遇，认为章学诚治目录学虽最终改变了一度复古的思想，但对四部的基本判断其实一直未变，只是碍于文字狱的震慑，未能畅所欲言。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09）02-0114-04 　　 　　谈及章学诚对四部的态度，通常认为他早年轻视四部，后来逐渐改变看法，转而肯定四部。但如果仔细梳理章学诚的著作，及其与友人的通信，就会发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但他对四部其实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只是慑于文字狱而不得不掩藏自己的观点。 　　 　　1 “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 　　 　　乾隆44年完成的《校雠通议》集中阐述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此书的序中，章氏将刘向??子立为偶像，认为“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1］（卷一）,道明了自己的学术渊源。至于《七略》以后，众多图书分类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四部，章学诚并未特别关注。在“宗刘”一篇中，章氏列出了“四部之不能返七略”的五条理由：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皆，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 　　简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图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七略》虽能符合汉代的图书情况，但不能适用于所有时代。可是，这段文字显然以不同的标准衡量《七略》和四部。因为，既然“七略之成法”不可守，是源于图书的发展，那么萌芽于魏晋，到乾隆时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四部又是否可以有序归纳群书呢？从指出类书、钞书、评点之书的归类不合理来看，他并不否认四部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他认为有些钞书“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极端者如《说郛》，“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凡若此者，当自立书钞名目，附之史钞之后，可矣”。既是如此，何必要强入史部呢？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 　　将本来难入四部的书，强行分别部居，乃是因为“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能突破宗刘复古的束缚固然可贵，但继而说出“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这于精通校雠的章学诚来说，却是相当奇怪的议论。因为这首先与他上文的分析多少有些矛盾：既然有些书归入四部并不恰当，何以四部又不可改呢？其次，从目录学的发展趋势看，自宋以后，已屡见官私著录不用四部，这种风气到明代已经蔚然成风，到清代时，此风仍然不减。清初的钱曾编撰《读书敏求记》、《述古堂藏书目》，完全摒弃四部法，自创类例。对于这种趋势，章学诚不可能了无察觉。他极为推崇的郑樵重视类例，在分类上自成一格，将群籍分为十二大类、百家、三百三十一种，突破了四部的樊篱。曾作《申郑》篇的章学诚也不可能不了解此点。在章学诚为挚友周书昌《藉书园书目》所题的“序”中，对“藉书园”称颂备至，最后惋惜地说：“虽然，群书即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斯则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读其书者不可不知其义也。”［2］（藉书园书目自叙）可知友朋间就有改革四部的议论，从他深以为憾的语气来看，他是赞赏这种变革的。在《宗刘》篇中，章学诚只是证明了《七略》之变势在必然，并未辨明“四部之体质”何以“不可改”。从现有材料来看，他也没有深入地论证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章学诚对四部的弊端多有陈议。如《文史通议?文集》编，讨论到集部之下的图书归类，在指出集部下立“楚辞”类等不妥之处后，说“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3］（P.298）意思是三部分目都有不当之处，这是对分目的意见。《报孙渊如书》中，在提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