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忠实原则与目原则和谐性.docVIP

浅谈忠实原则与目原则和谐性 　　摘要：翻译标准问题是个有争议性的论题。国内翻译界围绕翻译标准的认识可谓见仁见智，但“忠实”原则却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同；西方功能派翻译目的论的引进与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国内的学术氛围，为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许多人开始别出心裁地以目的论为指导，片面强调翻译的“目的”原则，视“忠实”原则等传统译论为“鸡肋”，意图弃之而后快。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实在是十分不可取的。其实，两者之间不必相互排斥，而是存在融通的基础，谋求两者的和谐统一才是正确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翻译标准；“目的”原则；“忠实”原则；和谐性 　　 　　1.引言 　　 　　翻译，这个自人类产生语言以来即存在的活动，一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翻译的重要性谁也不应该否认，也否认不了，无须多言。然而，无论国内或国外，对翻译活动应该遵循的标准却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人自为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翻译活动自身的发展。出于对国内有关翻译标准的无休止争论的失望，众多翻译理论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希望能从西方先进翻译思想武库中获取平息国内争论的“法宝”，进而在摒弃国内传统翻译思想后的废墟上重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房”，用一个统一的声音号令整个中国翻译界。最终，他们发现并选择了功能派翻译目的论。他们从目的论的基本释义出发，认为“目的法则”才是所有翻译必须遵循的首要法则，这无疑会对国内长期居于中心地位的“忠实”原则产生冲击。个人能力及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着眼于国内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议，就“忠实”原则与目的论所主张的“目的”原则这一首要原则是否必须对立，粗鄙地谈谈个人的浅显认识，即认为两者存在和谐相处的基础、两者的综合考虑所能得出的整合性标准才是当今唯一贴切的翻译标准。 　　 　　2.国内对翻译标准的认识 　　 　　我国翻译界经过约两千年的探索，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不断深化。古代翻译思想家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摸索并提出了一定的翻译主张，只是苦于没有自成体系而影响甚微。到了近代，翻译被当作“就民族于危难”的文化战略武器，带上了浓重的功利实用主义色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汇集百家之言，于1896年在《天演论?译例序》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要求译者努力做到：忠实原文、译文通顺、文字典雅。自此，“信达雅”被后人尊为中国翻译界最高指导原则并长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然而，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很多译者发觉“信达雅”三原则似乎很难具体执行，甚至认为“信达雅”作为体系本身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给出各自的主张。但是，无论哪种主张，究其根本，始终都没有跳出“信”（即“忠实”）的藩篱。因此，可以说，“忠实”原则是中国翻译界公认的核心翻译原则，贯穿整个中国翻译研究过程始终，一直处于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 　　 　　3.“忠实”原则的内涵探讨 　　 　　“忠实”这一概念可能是国内衡量翻译质量的最基本的准绳。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它？有人认为只有达到与原文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才能称为“忠实”。按照这一解释标准，“忠实”原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翻译理想，沦为“乌托邦”式的空想，因为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忠实”在翻译过程中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从语言形式来说，由于语言只属于特定的民族，特定的文化，这就使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进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上，“每种语言都有一个形式，而没有两种形式是相同的，因此，两种使用不同语言的文化不可能对世界有着同样的看法”（Bolinger,1993:370）;其次，从内涵的传达上看，绝对等同的传输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好的翻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出原文的全部内涵、全部意义、全部信息，也不可能使译入语接受者的感受与反应完全等同于原文接受者的感受和反应”（沈苏儒，2005：10），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今译界会出现不少的“另类叛逆者”的译者，他们的翻译作品不“信”不“忠实”，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的原因，姑且称之为“不忠实现象”。根据传统译论对“忠实”的理解，我们很难解释这种“不忠实现象”，但这并不说明“忠实”原则该“寿终正寝”并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就连提出“信达雅”三字主张的严复，在其译著中也没有刻意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信”，而是兼顾了一定的翻译目的,他频繁有意识地将原文中可能给国民带来理解方面障碍的西方特色语言文化更改为国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语言文化，如此明目张胆的不“忠”翻译行为，似乎有“自打嘴巴”之嫌，但仅仅因此而对“信达雅”产生质疑，甚至对严复的“出尔反尔”进行问责的话，实在令人为严老先生抱屈，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4.溯源西方功能派翻译理论并谈谈对目的论及其“目的”原则的认识 　　 　　4.1等效论与功能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