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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译语异化与优化 　　摘 要: 翻译界有一种习惯的误解,认为译本应该“读起来不像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因而译作的语言应是规范的汉语文学语言。实际上,译语是汉语的异化。译语异化是普遍存在于译本中的语言行为和文化现象。本文揭示了译语与译语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指出了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好的翻译是译语的优化,即保持异化适度。译语的优化将是我国新世纪翻译文学的新的诗学潮流。 　　关键词: 译语 异化 优化 　　 　　一、引言 　　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译语变异现象的剖析来窥探译语的形态,以使读者正确识别与其有关的理论问题。 　　二、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者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源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合实际的翻译理论。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在新思想潮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的再生。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揭示。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的。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三、异化与译语文化 　　如上文所述,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提倡或者反对。而西方学者提倡在译文中保留语言习惯的差异,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提出来的,即以“异”为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文坛也流行过异化(欧化)之风,亦即以异化为美的文风。不少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同讯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尽管当时提倡汉语欧化的作家们后来也克服了洋腔洋调的毛病,但译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至今还产生着影响。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思想的潮流。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影响。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译学风气影响到译者的审美标准和表达方式。其实,老舍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是认真负责的、富有才华的译者,他们的译语与他们的创作语言之间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受了译语文化的影响,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诗学潮流中的必然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忠实于原作,其主体意识处于压抑状态,较少考虑如何使译语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