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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类案件监督程序存在问题及建议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适应对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社会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探索社会监督有效形式的一种尝试，自2004年施行以来，它在规范检察权的正确行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上，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或不足。以下，笔者谨就试点工作中“三类案件”监督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三点意见和建议，仅供参考。 　　 　　一、“三类案件”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 　　1、“三类案件”监督程序的启动方式需要完善 　　《规定》第17条指出，对于“三类案件”，应当由人民监督员根据本规定第18条至第27条的规定进行监督。而按照这些规定，具体监督的程序应当是：出现“三类案件”后，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或者侦查部门及时将书面意见和相关材料移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并做好接受监督的准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收到有关案件材料后，在两日内审查完毕，认为材料符合要求的，根据案情需要及时确定三名以上、总人数为单数的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工作；参加案件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应当在人民监督员名单中依照排序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对“三类案件”监督程序的启动方式，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或者侦查部门具有主动地位，人民监督员是被动监督。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也是处于“不报不理”的地位，如果办案部门不报送，人民监督员程序就无法启动。接受监督权由被监督人自己掌握，这样以来实质上削弱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力，会导致一些“三类案件”无法进入监督程序，使监督权被人为的虚置。虽然依照宪法有“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但因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追求监督的一种制度创新，就应该以虚怀若谷的姿态把该项制度落到实处，促进检察工作健康发展。[1] 　　2、人民监督员对“三类案件”的监督模式需要改进 　　从现行《规定》第24条及实践操作看，人民监督员在作出监督表决意见前，一般不听取或不能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表现在：一是人民监督员在听取案件承办人介绍案情、出示主要证据、说明与案件相关的法律适用等情况的报告，就有关问题向案件承办人提问后，即行评议、表决，形成表决意见。二是规定第24条规定，人民监督员可以旁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但需注意的是，这是弹性条款，即规定人民监督员是在“必要时”并且“可以”而不是 “应当”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换言之，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等并非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必经程序。三是按有关规定，即使人民监督员提出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意见的，一般也需经检察长批准。四是对于因案情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的，人民监督员也不能直接讯(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而只能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在司法实践中，人民监督员旁听讯(询)问，通常也是运用视听技术收听收看，而不是直接到场旁听。由此可见这种类似于“报告式”的监督模式，实质是案件承办人单方向人民监督员报告案情，人民监督员在听取报告后即行作出监督意见。这种规定，使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案件承办检察官介绍的情况，而受监督意见影响的犯罪嫌疑人无法直接参与或委托他人(如律师)参与监督过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对监督意见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导致人民监督员对案情的了解比较片面。 　　3、人民监督员对“三类案件”的监督效力需要加强 　　依据目前的规定，人民监督员对“三类案件”的监督效力目前主要体现为审查、讨论、研究甚至复查等程序效力，具有相对性和间接性，只有通过检察机关才能发挥它的功效。人民监督员如果同意检察院的处理意见的，不必引起其他程序；如果不同意则必然引起一些程序，不启动程序就属违法办案、违规办案。由些可见，现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下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在程序上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但程序性监督效力不带有终局决定的实体性效力。也就是说，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是一种外部监督的提醒机制，它只能引起程序上的变化，而不具有实体上的效力。它只是在对检察机关的拟决定有意见、有疑问的时候，提出意见供检察机关参考，而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检察机关。为此，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法律效力是设立该制度的根本内容，现行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效力需要加强，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的不同意见，不能让其流于形式，使人民监督员失去监督的积极性。 　　 　　二、对完善“三类案件”监督程序的几点建议 　　1、完善“三类案件”监督程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