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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现代诗学现代性 　　摘 要：中国传统诗学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曾一直处于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中国现代诗学是作为传统诗学的一种反叛而出现的，本文主要从形式和内涵两个方面来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进行解读，旨在对中国诗学的现代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诗学 现代性 形式 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运动首先是从诗歌开始的，随着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中国诗学为适应新诗变革的需要在五四时期也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由于现代性起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命题而是一个异常宽泛的概念，历来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定义，又鉴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对应中国古典或传统文学的，那么我们不妨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展开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探讨。本文着重从“形式”和“内涵”两方面进行论述。 　　传统诗学曾一直处于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一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话语、范式、思维特征的理论体系。现代诗学恰恰是作为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反叛而出现的，这首先表现在“形式”上：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树立白话文为正宗，诗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语言变革。因为语言形式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内容的积淀，文化革命的划时代胜利依赖于语言革命的最终发生。这时期的诗学理论主要辅助白话新诗的确立，从当时诗歌革命先驱者胡适、鲁迅、刘半农、俞平伯等的诗论文字来看他们都重在说明以白话作诗是语言革命实践的需要并进一步讨论如何建立白话诗的诗性规范。胡适提出“诗体的大解放”。其意思是“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调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胡适的《谈新诗》以及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等都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推翻文言文，实行白话文，推倒格律束缚实行诗体大解放的诗学定位，为白话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找到了真正的契机和动力。这些五四白话新诗的先驱者进行大规模的白话新诗试验使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产生语言学转向，不管他们对于语言转向问题是否自觉，这个选择本身就使之在世界现代文化思潮中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其意义不亚于但丁在意大利文化史上的地位。这种由文言的诗话到白话的诗论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的变化，并不是说因为现代文学是白话的文学就把现代诗学进行理论阐述时使用白话当做是理所当然，还应注意中国现代诗学的言说话语和言说方式问题。中国传统诗学以诗话作为表述形式，诗话的言说特点鲜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诗话重类比，喜欢拿不同诗人进行比较，常用具体物化的东西比喻诗歌的风格个性；中国传统诗话注重对诗歌的鉴赏，偏重个人主观阅读感受，有的谈关于诗的故事，也有的甚至以诗说诗；传统诗话拟古倾向明显，多引经据典言必称古人；这些特性无不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性综合认知的烙印。而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受到了西方现代诗学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注重逻辑性与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诗学往往仅停留在感性比喻的层次上，给人们的阐释留白很大，带有一种未完成性的特征，譬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的“论诗如论禅”，仅在“诗”与“禅”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类比，不但没有提供明确的论诗方法，反而因这种含混的比况使论诗容易在阐释中出现误解，毕竟缺乏精确的逻辑性。而现代诗论不仅要予以概念的确定，还要紧扣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层层深入分析，步步推演得出结论，这种思维方法是以西方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为根底的。胡适曾指出这种方法的输入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绩，它在国人思维方式由含混朦胧到精确明晰的转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此种意义来讲，中国现代诗学的言说话语和言说方式突破了传统诗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局限性，突显了现代诗学形式上的现代性转型。 　　现代诗学的现代性还鲜明体现在它的思想内涵方面。中国现代诗学是跟踪诗歌创作的进展建设起来的，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它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发言，与诗坛现实对话并力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科学性与战斗性的结合。现代诗学家们的诗论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从理论实践和创作实践中提出问题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从不逃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总的来说，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化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化步伐是一致的，虽然其行程艰难曲折但却又是逐步深入向前推进的。用一种文明演进的历史眼光来考察，中国现代诗学的精神内核则彰显出最具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形态。我们不妨从开放性与创造性的维度来考察现代诗学在精神内核方面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二十世纪文学有别于此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相互往来与依赖使文学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