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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 　　摘 要：张伯苓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思想家。本文主要梳理了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发展创新的办学理念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并对张伯苓“教育救国”的思想作了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张伯苓；教育救国；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天津人。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严范孙、王奎章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成为他创办私立南开学校的开端。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 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 “解决中国之问题为教育”――发展教育之目的 　　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国家与民族的悲剧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1891年，十六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立志武力救国。就学五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理论，开阔了眼界，接受了启蒙。尤其是他的老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严复所宣传的社会进化学说以及废科举、兴办学校、开启民智的思想，为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打下了基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惨败，使张伯苓武力救国的理想第一次受到严重挫折。此后，当他亲身经历英国强租中国原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占据的威海卫过程中的“国帜三易”时（即从日本手中接受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改悬英旗），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难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1］（P51）胸怀厚重国难情结的张伯苓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在他看来，“德育为万事之本”，而德育之先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张伯苓一直强调，自己最初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动机即是爱国主义，南开学校是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放眼南开学校创办的历程，张伯苓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其中，表现之一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讲演都成为张伯苓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每次讲演，张伯苓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花费不小的心思，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以激发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张伯苓在讲演时，总是用他那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祖国遭受侵略、人民遭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还念念不忘告诫青年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千万不能丧失信心，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爱国、报国之心，更加努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认为，青年学生首先应具备的品德就是爱国，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1］（P56） 　　（二） “知中国，服务中国”――本土化教育理念 　　张伯苓认为，中华民族的大问题为“愚、弱、贫、散、私”，而要根治这五病，必须倡导教育救国，同时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说；“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之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而谋国家的富强。”[1］（P21） 　　1904年，张伯苓偕严修先生第一次东渡日本。全面考察了日本的教育之后，目睹日本社会迅速发展的事实，张伯苓认识到：“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1］（P57）当年九月，他回国后，将严、王两馆合并，形成了南开中学的雏形。 　　二十年代以前，由于国民政府主张西化，张伯苓继模仿日本教育之后，又模仿美国教育。两次考察美国后，他开始在南开推行美国模式。“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一律是美国中学或大学的原文课文。学分制、选科制以及图书、实验仪器均采自美国。”[2]他的这种放眼看世界，瞄准外国先进水平，固然属于了不起的举动。但是，教育若不从国情出发，势必寸步难行，并会产生许多弊端。二十年代后，随着办学经验的丰富，张伯苓逐渐认识到，教育不振固然是中国的病症，但教育不能联系中国的国情，更是中国的大病。各国国情不同，教育也各有特点，即使都是先进国家，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教育模式。盲目地模仿，势必淹没自己，在纷至沓来的表象面前无所适从。把教育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