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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生态安全国际体系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被安全化。生态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社会继续生存还是自我毁灭的问题,是比一个国家安全更严峻的安全问题。因此,各个国家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群体,在生态安全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和合作。我们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视野,从新的角度改革、完善生态安全体系,以实现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安全;国家群体;生态安全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7―0060―02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问题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全球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资源问题等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总称。 　　生态问题古已有之,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但生态环境是有一定的支持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的。古人所制造的生态问题,破坏性远没有达到地球可承载的极限,所以造成的危害不具有全球性,对整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具有太大的威胁。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出现并严重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 但是,与生产力的急速增长相伴随的是物质材料、能源的巨大消耗。对大自然无休止的过度索取的同时又大肆向大自然排泄废物,从而打破了人与自然数十万年以来相对平衡的关系从而招来惩罚,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被安全化。 　　二、生态安全化 　　巴瑞?布赞认为,“安全化(securitization)可以被视为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化’描述。所谓‘政治化’,意味这些问题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政府的决心和资源配置,或者还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公共治理体制。而‘安全化’意味这些问题作为存在性威胁被提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及能够证明这些措施固然超出了政治正常限度但仍然不失为正当。”[2]根据巴瑞?布赞的上述定义,一般的生态问题转化为生态安全问题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态问题的后果对生态安全的指涉对象构成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第二阶段是生态问题的后果严重性被人类社会所焦虑和关注;第三阶段是把生态问题提上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 　　只有那些重大的、灾害性的生态问题,才可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和危险,才能引起人类的足够重视,称之为生态安全问题。 　　只对生态问题产生焦虑与关注而无所行动的话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为安全化不仅仅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争论,它还往往更需要政策的倾斜、资源的配置、公共治理体制,甚至强迫手段的推进,没有比国家政府更适合的安全行为主体。生态问题提上政治议程才是安全化的真正完成。 　　生态安全以人与自然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但其本质仍然是人的安全,离开了人的生态安全在话语中是不存在的。 “自然界不具有人的主体性意义上的主体性,自然界不会也不能对自己的安全或危险状态做出判断,更不会以超自然规律的方式应对和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3] 　　三、国际生态安全体系 　　虽然生态安全的最终指向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个体的人是无法成为有力的生态安全行为主体,解决生态安全问题的,生态问题必须提到政治议程上来,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国家才是生态安全的最主要行为主体。虽然生态安全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国家主权观念,但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冲动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征,所以生态安全的解决必须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探讨生态安全政治体系出发,本文基于人类社会的层次性以及与人类社会层次性基本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的层次性,提出国家、国家群体、全球三位一体的国际生态安全体系。 　　1.国家生态安全。现代社会国家个体的社会制度、发展方式及其环境的不同,使得国家的地位有着极大的差别,分属不同的层次。国家个体在其生存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生态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生态安全需要。所以国家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1)生态问题对国家内部个体或群体的人身和健康造成的威胁。其特点是受害个体或群体很难避免或难以避免。(2)生态问题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方式的严重威胁,其特点是全局性。一旦生存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就不仅仅是国民的健康问题,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也系于其上。(3)生态问题对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它关系到国家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