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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宗教与美国人权外交 　　【摘要】美国外交的历史具有独特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在人权外交方面。人权概念的产生是宗教历史积淀的产物，而人权外交可以理解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行为。人权外交倡导的平等、自由有其鲜明的宗教性特征。宗教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权外交的倾向，在于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当中，成为显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当然，从根本上说，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关键词】人权 宗教 外交政策 人权外交 　　 　　作为政治文化的宗教与美国的人权观念 　　 　　近代以来，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复苏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相继派出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到国外兴办教会、传扬基督教。二战以后，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帮助德国和日本进行战后重建。这种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向全世界的努力部分是由于受到基督徒的使命感和选民意识的驱使，而作为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借此以推动美国民主模式和经济的对外输出。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说：“在使世界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行方面，美国应当担当领导。”① 　　虽然人权外交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有所体现，但真正作为一种稳定的政策对外输出是在卡特政府时期。卡特总统在上任以前曾经担任基督教浸信会的执事及主日学校教师。在任期间，他积极倡导外交政策对人权的保障，曾劝告当时由军事强人朴正熙执政的南韩政府改善人权。此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人权外交在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尤其是对那些所谓的专制独裁或种族屠杀国家，美国经常采取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干预等措施，来帮助它们推进民主和平进程和实现人权使命。 　　最能够体现宗教性的政府是小布什政府。小布什第二次当选总统时，有人认为他的宗教信仰开始朝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偏移，布什也被称为“狂热的基督教徒”、“十字军”等。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将中东国家称为“邪恶轴心”，强烈要求打击恐怖分子，并采取了许多极端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对伊拉克的战争。布什考虑的不仅仅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还有萨达姆和恐怖组织的关系以及恐怖组织对美国自身公民人权产生的威胁，加之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对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压迫，他认为美国有义务推进伊拉克的民主进程。亨利?汀克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战争时期，美国的传教士就在伊拉克国门外安营扎寨，一旦把伊拉克从萨达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就立即飞往那里，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伊拉克居民。②正因如此，有学者将人权外交界定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做法。”③可见，美国的宗教在外交政策尤其是人权外交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深刻理解美国的人权外交，宗教是不能避而不谈的一环。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理念就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美国从英联邦中独立就是其清教思想的体现，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始前，富兰克林还建议开会前请牧师带领与会者进行祈祷。他要求每次开会前祈祷上帝赐予智慧：“我活了很久了，我活的越久，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人类事物的主宰。没有上帝的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兴旺的起来？我相信，没有上帝的帮助，建立我们的政治结构要比造通天塔还难。……因此我建议，每天上午在会议开始工作之前，在会上作一次祷告。”这样一种祷告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而宗教也作为一种道德底线，为他们制定宪法构建了一个道德框架，使其在制定政策规范时有效避免了重大失误或道义上的偏差。 　　在美国流行一种叫做WASP的文化，即由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组成，意为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白人清教徒为代表的基督新教文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欧洲已经渐渐世俗化的今天，美国依然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宗教始终与美国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和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教会和教堂遍布美国的大街小巷，还有很多宗教设施正在建设当中，有数据统计85%的私立学校有宗教背景，许多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都是教会支持和创立的。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63%至66%的人说自己是基督教堂或者犹太教堂的成员……1992年，68%的美国人说，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信仰上帝非常重要或极其重要，而这一观点在黑人或拉美裔人当中比在白人当中更加强烈。”④美国人信教程度如此之深，以至瑞典神学家克里斯特?斯滕达尔说，“连美国的无神论者说话也带宗教味儿”。可以说，基督教不是国教，但却是美国非正式的国教。 　　 　　宗教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文化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宗教性成为美国社会民众的普遍价值观念，而社会意识形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