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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后殖民文化语境下归化异化之争 　　[摘要]翻译中对文化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归化和异化。前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而后者则以原语文化为归宿。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国内也出现了一种“贬归化，扬异化”的势头。从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研究入手，探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使用。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后殖民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1120144-01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的两种不同手段。关于归化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的方向从起初的语言内部的研究，即对文本、文体、风格的研究，出现了把翻译置于当前文化背景研究的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就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已经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转换的模式。随着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如何看待后殖民语境条件下的翻译策略研究也自然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归化与异化 　　归化和异化可以被看作是直译和意译之争的延伸和扩展。直译和意译主要考虑的是语言本身，而归化和异化不但要考虑到语言形式，还要考虑到文化内容。那么何为归化，何为异化呢？ 　　简而言之，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异化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主张译文应该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的障碍，相反，异化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文作者的谴词用句的习惯，尽量凸现源语的文化身份。国内外学者对于归化与异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 　　在国外，归化派的代表人物是奈达，而异化派代表人物是韦努蒂。奈达的翻译的交际理论主张通过归化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最终达到翻译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而韦努蒂则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创导者，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主张“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 　　在国内，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有文质之争，五四文化运动时期，针对“信”与“顺”的矛盾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直译、意译论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认为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而郭沫若则主张意译，他在谈论译诗的问题时说，“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得，自是上乘。即使字义失而风韵能存，尚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 在当代，孙致礼教授大胆推测“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而蔡平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那么归化和异化，究竟孰优孰劣呢？让我们先避开这个问题，首先来讨论一下当今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语境。 　　二、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语境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西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研究问世的宣言书，此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一度扩展，以致风靡全球，对目前的学术界来说，后殖民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呢？ 　　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来重新思考后殖民的问题，必然要牵涉到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毫无疑问，文化身份问题是全球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身份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在研究文化身份的同时，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给文化身份研究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因素。如在中国，使之变得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规模对西学的翻译。在这方面，林纾的例子最为典型。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当年的翻译，并非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对他的一些误译吹毛求疵，而更主要地却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尽管林纾本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且在翻译时所依赖的口译者也未必可靠，但他常常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的有意误读之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之目的。因此，他在译出的文本中所作的有意的修改和忠实的表达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译文中，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形象的变异作用。但正是这种带有变异特征的改写和译述却构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