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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司法权与民意问题 　　摘 要 构建和谐社会对司法层面的要求在于市民对于司法的认同，而司法认同则需要司法裁判具有可接受性。就此而言，顺应民意的司法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受制于诸多因素，民意对于个案的关注可能是失真的，此时的民意诉求与司法取向难免发生冲突。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一问题加以思考和建立必要的制度性保障，以便在维护司法尊严的背景下，使得司法裁判能与民意相吻合，进而和谐司法，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 司法权 民意 程序正义 裁判的可接受性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司法诉求正义的进路上诉求的是一种平民化的司法模式，这点从古代社会的法官由地方行政长官充任到当下法院的负责人一般都是从其他国家机关中的同级干部中调任这一现实均可得到证实。这种司法平民化的模式在司法价值取向上很难坚持法律至上地独立于民众的情感、排除舆论干扰进行诉讼活动，而是先天地带有民意的色彩。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刑事判决经常会以民意的反映作为裁判的理由，由此可见一斑。21世纪之初，在经过艰难的抉择之后，我们终于揭开了中国司法职业化的帷幕，但是其进程并不乐观。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为裁判的可接受性提供充足的话语空间。 　　一、司法于民意之传统 　　所谓民意，又被称为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它是一切社会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 司法对民意的关怀在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已然被作为一种文化成分得到了继承。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也会回应民意，援情司法。据史料记载，清人汪辉祖曾经说过：“幕之为学，读律而已，其运用之妙，又在善体人情。” 清代名吏樊增祥也提出“情理外无法律”的论断。 可见民意的成分不仅在司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即便在古代判词也有所体现。事实上，即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一代帝王，也是非常重视民意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充分说明了帝王将相们对于民意之重视。古代中国的司法顺乎民意得益于两个事实： 　　（一）中国古代的司法体制。 　　中国古代并没有职业化的法官，传统法官也是把自己定位为行政长官，把司法活动视为行政事务，把定纷止争当作合乎民意的政绩。这种平民化的司法体制使得法官一方面来自于民众，这就带有民意的自然倾向；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民意之反映作为自己治理一方的政绩考评指标。 　　（二）古代的中国文化传统。 　　古代社会法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礼法不分”、“以礼入法”，在这种礼法不分的背景下，民意与法律的界限自然相对模糊，据法司法与援情司法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法就是礼，礼也就成了法。这点还可以从古代法官的“法不阿贵”、“为民伸冤”的司法者的气节和“与其屈贫民，宁可屈富民”的侠义风格中得到证实。因此，从古代开始，司法裁判中就被渗入了浓厚的民意成分，而且作为一种传统，这一做法被沿袭至今。 　　如果说在古代社会司法回馈民意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那么在信息高度发达、传媒日益渗透的当下，中国司法对于民意的姿态既有基于司法回馈民意的传统主动性，又迫于民意借助传媒形成的强大攻势而被迫接受的被动性，这时的司法回馈民意就既带有主动性，又带有被动性了。 　　中国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注意回馈于民意这一司法传统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和谐。而且从司法效果上来看，这种“法本援情”的司法裁决模式有利于将伦理因素导入司法活动，进而迎合民意。因此司法与民意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为冲突或抵牾，而是有着一定的亲和性。并且就正义的内涵而论，自然正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意的代名词，不可能会存在着一种失却民意却振振有辞的“正义”。法律有善恶之分，但正义永远只有一个标准。法律失却民意在某些法学派别看来依然不失为法律，只要它没有失却国家暴力；但失却民意的“正义”会是什么呢？所以对于民意必须做客观考察。本文认为，民意与“民情” 需要加以斟酌。按照本文的界定，民意是指的一种基于自然的正义观而形成的对某事物的国民性评价意见。“民情”则是指的借助于民意的形式表达，但是由于缺乏对于事物真相的足够了解而感情用事、随波逐流的大众化情绪。就前者而言，司法尊重民意无疑会有助于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后者而言，则可能干扰司法公正，从而在最终削减裁判的可接受性。 　　二、民意于司法之价值 　　虽然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易于抵牾，但裁判可接受性中的民意因素却不容忽视，因为相对于滥用裁量权而言，民意总是善良的。因此闭门司法绝非明智之举。我国是典型的职业法官审理制度，虽然从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可以选择人民陪审员的审理方式，但是实践中，由于存在着操作上的种种不便，这一制度实际上基本只具有宣示性的意义。如此一来，普通市民基本上等同于被关闭在法庭的大门之外。我们认为，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