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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重构 　　摘要：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是行政处罚裁量价值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建立在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追求基础上，实现行政处罚裁量与行政执行的统一，必须在现代行政法治的背景下，用法治原则和精神对我国现行体制重新审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重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重构 　　收稿日期：2011-03-08 　　作者简介：段艳(1970-)，女，云南昌宁人，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经济法；马保岭??（1970-），男，山东鄄城人，山东省莱芜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行政法。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不足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指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型和范式。我国现行模式采取的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混合模式。司法执行模式有利于防止行政权滥用，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易导致行政权滥用，不利于人权保护。我国现行模式虽有折衷，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执行权划分不清 　　行政强制执行权在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的配置缺乏明确、统一、合理的划分标准。行政机关在何种情况下自行执行，何种情况下申请法院执行无明确法律规定。尽管《行政诉讼法》和新《司法解释》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执行权限作了初步划分和原则性规定，即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有强制执行权时才能自行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仅指即时执行和现场执行等紧急的、应及时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而对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行为的强制执行，原则上只能由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除此之外，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这一标准也仅仅是学者所作的一种学理分析，“目前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这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标准本身又没有一种裁量判断的客观尺度和具有客观、公正性的判断主体，导致实际执行中出现诸多弊端”。[1] 　　（二）行政权和司法权混同，不利于相对人的救济 　　在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的合法性审查行为无疑是判断权，但法院在作出肯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再自己去实施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究竟是行使行政权的行政行为还是行使司法权的司法行为?对此很难解释清楚。但可以肯定是司法权和行政权混同在了一起，而非诉执行行为经过法院的非诉审查且由法院执行，“已不是原来的行政行为，对其不服的，亦不能请求行政复议；因为其不是行政诉讼，一般不进行口头辩论，相对人和相关人的权益往往容易被忽略;因为其不是行政诉讼，对其不服的，亦不能提起上诉”[1]因此，相对人很难获得相应的救济。我国现行体制下，相对人虽有申诉这个唯一途径，但现实中基本上难以达到“救济”的水准。 　　（三）行政强制执行缺少严密的程序规定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缺乏统一规定。对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法律、法规往往只规定实体内容，缺少程序规定。十分有限的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大多散见于一些单行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当中，或者根据法律明文规定，援用民事诉讼的强制执行程序。由于标准不统一，且行政强制执行和民事强制执行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了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上的各自为政。 　　（四）法院负担过重，执行效率低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价值难以实现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数量占行政强制执行总数的70%，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仅占5%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公安、税收等领域。一方面，由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而不得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大量行政案件的执行又进一步加重了法院的执行压力，导致执行效率低下，加剧了执行难，客观上助长了行政违法行为的泛滥，损害了行政执法的权威，影响了正常的司法审判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法院对此类案件通常只进行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审查基本流于形式，法院实际上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行政强制执行权模式设定的立法初衷被严重扭曲。为此，笔者认为，应针对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缺陷，进行重新设计和配置。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之争 　　目前,对于我国应建立何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采取德奥模式，由行政机关行使强制执行权。理由是:首先，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行政范畴，而非司法范畴。行政机关有权确定强制性义务而无权令其实现，从理论上讲不通；现行法律剥夺了大部分行政机关的执行权交给法院行使，使行政权失去了独立性和完整性，在客观上也给行政权的实现带来了困难。其次，我国没有司法权优越的传统。再次，从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