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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袁枚礼学观 　　摘 要：作为清代诗学“性灵派”的代表者，不仅使其诗歌理论主张摆脱了当时诗坛上所热衷的“唐宋”之争，而不囿于朝代，“独抒性灵”在清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其为人行事作风也一直被后世认为是离经叛道、不遵循礼数的代表。本文试从礼学这全新一角度，来进一步探究袁枚的礼学思想，以便进一步解读袁枚其人其作。本文从礼学思想的内涵入手，以儒、道体系下的两种不同礼学观为讫点，指出袁枚并非不遵礼法，只是袁枚所尊之礼，是像道家所提倡的“重其意，而去其行”。没有儒家礼法所谓的“礼数”，这种形式主义，袁枚所崇的“礼”也许才是更纯粹之礼。 　　关键词：礼学观；儒家礼学思想；道家礼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85-02 　　 　　探究袁枚的礼学思想，我们首先必须理清的问题就是何谓“礼学观”。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礼学思想又究竟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探其本源字义，在《说文》中是这样注释的：“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亦?。”由此观之，古人所谓之“礼”和祭祀有着某种关联。而这种祭祀又多半类似与今天的所谓祭祖、承拜先人的大型活动总是充满着形式感。就祭祀而言，《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早已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句，说明祭祀在先民眼中是与战争、征伐同居国家重位的。而和祭祀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礼”自然也举足轻重。而这种具有强烈形式感之下的“礼”在几千年古典文化的积淀中始终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些核心概念休戚相关，这即是“仁”、“义”和道德。礼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缘起和发展始终是为了迎合中国传统士大夫心中的那块仁义之境而生，无论是儒家所谓的三纲五常，亦或是道家所谓的大道。而在这种以达成仁义为最终归宿的礼学思想的引导下，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礼学思维模式。一种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礼学观，另一种则是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礼学观，这是在仁义这同一尺度下的两种不同手段。 　　 首先我们且看看儒家所谓的礼学观。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们心中之“礼”，自然还得从孔、孟、曾这些先贤圣哲的著述中所得。而这些儒家的先圣都在自己的心中、笔尖书写刻画下了一套完整精密甚至于严苛的“礼”，这种礼恰如《说文》中所释，和那些有着严苛规范的祭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礼”这一含义被外延化了，且看《论语?泰伯》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孔子认为对待君王上级恭敬而没有执行礼仪制度，就会白费心机，劳而无功；只是做事小心勤谨而没有执行礼仪制度，就会心神不定，畏缩恐惧；只是刚强勇猛而没有执行礼仪制度，就会带来混乱；只是诚实真挚而没有执行礼仪制度，就会显得刻薄尖酸。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恭”、“慎”、“勇”、“直”皆是孔子所欣赏的仁人君子作风，然而这一切如若缺少“礼”的观照则变得没有意义。可以说，在这里孔子从侧面道出了“礼”对于他心目中的“仁”这一目标的达成之重要性所在。还有一点可以从中领会一点，即“礼”在儒家思想里所包含的“分异”的性质。所谓“分异”，亦即儒家传统礼教之中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使是适用于各个阶层、各个人的“礼”，孔子对于不同人适用不同礼这一观点也是十分赞同与接收的。在其《论语?八佾》中就有“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言，孔子强调的是礼教中所存在的阶级地位的分异性，作为大夫的季氏拥有天子才能享有的礼乐，这在孔子眼中就是不可容忍之事，这是对儒家所强调的礼教中所明确规定的分异的公然挑衅，在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统礼教之所以强调礼教的诸多近乎严苛的规定，也无非是想重新唤回人民乃至统治阶级对于周礼的重视，以实现其“回复周礼，回复井田，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理想。也即所谓的“礼之用，和为贵”，构建内在的社会平和，达到中庸的和谐状态才是孔子所提倡的物各有主，人各有分的一种各司其职，互相不得僭越的层次。等级之分。只有在严格遵守这种个体等级之间的差异，社会这台大机器才能在每个螺丝的互不干扰之下而得以正常运转。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传统所崇尚之理是以周礼为摹本，有着外在的一系列标准范式，而这种范式标准又靠着其内在的等级分异而存在。这种礼学思想必然为统治者所接受并推衍，毫无疑问，这种强调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伦常，实则为安定人心，维持整个政权的稳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整个封建社会，之所以儒家的这种礼教思维能大行其道，也自然与其这种社会功用密不可分。 　　 接下来，再谈道家的礼学思想。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心存怀疑，众所周知，道教思想影响之下的仙风道骨，多是不拘礼数、放浪形骸之辈，很难将这些人，这些思想与“礼”所挂钩。这就涉及到“礼”作为一个事物的内涵与外延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内容与形式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