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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西汉前期求贤诏 　　摘 要：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五位皇帝连续颁布了数量颇多的求贤诏书，体现了统治者求贤若渴的进取精神。然而，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选贤的标准又是内在不同的。在诏书之下，是治国思想的体现，是人才观的反映。以“求贤诏”为切入点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探究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政治生态，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究求贤诏书的写作文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求贤诏 儒学 文风 　　一、汉初求贤以实用主义为核心 　　汉初实用主义人才观是时代环境的产物。自刘邦得天下至武帝刘彻登基这近百年间，黄老思想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汉高祖刘邦认为他的天下“于马上得之”，忽视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当是时，儒者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P343在“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思想指导下，汉初经济复苏，政治局势平稳，政权得到巩固。汉初奉行黄老思想，同时兼顾法家思想，是法治指导下的道法并济，其实质并没有脱离秦代严酷控制的法家治国手段。文、景在诏书中，反复申言：“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夫吏者，民之师也。”《汉书·宣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话：“汉家自有法度，杂王霸而用之，奈何欲纯用周政，任儒生乎？”[2]P289可以很好地总结汉初治国思想的政治实质。道法并用、外道内法的治国理念，适应汉初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削平尖锐的割据反抗势力、稳固统治基础的需要。 　　然而，在外道内法为统治集团大力倡导时，唯独陆贾、贾谊对儒家经典十分推崇，并对黄老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判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为中心作《新语》，劝谏刘邦“于马上得天下，安可马上治天下？”贾谊与陆贾思想立足点基本一致：攻守异术。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以礼治国，攻守异术的思想观念在当时无疑是一股异道新鲜之风。贾谊、陆贾等人围绕“攻守异术”大力弘扬和倡导儒术，使得统治集团注意到儒家治国理念对守天下的重要意义，为儒学正统地位打下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崇尚简朴、无为的道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兴盛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代表，黄老之术在整个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统治地位到达顶峰，另一方面，也拉开了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独领风骚的序幕。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恢复，人民富足，与汉室初定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记·平淮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中极写文景之治期间人民生活富足，国家仓廪丰足，同时也指明在黄老极致简朴思想引导下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黄老思想中崇尚自然，提倡简朴，反对生活享受，反对文教、教化及物质文明进步的思想特质，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进步。至此汉武帝顺应时代潮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适时的改变了人才观念，更新了选用人才的标准，以“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为主，由循资叙提升改为破格进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带来了治国理念、社会风气、思想观念、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改变。 　　二、武帝求贤诏凸显儒家人才观 　　西汉前期各位皇帝都重视人才的发掘，留存有大量的求贤诏书。在这些诏书中，历代皇帝都表现出思贤若渴、望天下贤士尽归之的爱才之心。对于贤才的标准谓何，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高祖以实用为贤，惠帝、文景帝崇尚道法。至武帝，以积极入世为核心价值的儒生成为选贤的主体。以儒家人才观为标准选拔人才，是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他的求贤诏中也鲜明的体现出儒家人才观。 　　王绾、董仲舒“举贤才”观念成就了西汉人才辈出盛况。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三代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3]P332于是武帝大范围制度化的要求各州郡广选茂才。《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诏令有司察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4]P569“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用处罚手段保证招贤纳士的有效施行，足见武帝纳贤之决心。由于武帝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诏求贤，因此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