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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雍正皇帝崇儒教民手段 　　 内容摘要：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在执政前期，清统治者被大多数汉人视为“夷人”，为了让清政权能长久地立足稳固，统治者们承袭明制，沿用科举取士的制度，选用汉官，还摆出向汉文化学习的姿态，并身体力行来祭拜孔子。他们不断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以期获得百姓对清朝政权的认同。 　　 关键词：尊孔 科考 《圣谕广训》 乡约制度 　　 历代王朝都尊崇儒学，而儒学思想历经千百年来的变化形成为皇帝的治民之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渐渐成为百姓们所遵行的道德规范，谁要是违反，谁就会受到谴责，而皇帝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持百姓仍信奉这些思想，这样可以保证社会稳定，皇权稳固。雍正皇帝自然也不可避免。雍正对孔子特别推崇，他说“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看重的，而宣讲天地君亲师的关系理念又需要传道授业之人，孔子乃至圣先师，传道授业无人能出其右，“诚首出之圣也”。他认为孔子“道贯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1]对孔子再加尊崇也没可增之处，遂决定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爵。雍正还下诏避孔子讳，像商丘、章丘等地名以及山川市镇等，一律改称他名，至于姓氏，都把“丘”改为“邱”。[2]过去帝王在祭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而雍正祭孔时特行崇典，行二跪六拜礼，还解释说“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3]这大概就是雍正想借助“上行下效”的方法，让世人更加重视孔子，将伦理纲常等思想作为行为准则。雍正如此尊崇孔子，他认为“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序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会出现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结果尊卑倒置，上下失序，越礼悖义，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等现象，对世道人心的危害程度不可胜言[4]。因此只有孔子之教是“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人能越其范围者。”孔子之教在于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假设人人都将这些铭记于心，牢牢遵行，那么社会秩序必会趋于稳定，到最后受益最大的还是统治万民的皇帝。 　　 要让世人都习得伦理纲常、道德礼仪，必然要采用言传身教的方法，让他们时时接触这一理念。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包括学校教育以及科举。清代的学校分布极广，从直省到各府、州、县都次第建立书院，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其学生所学书籍都以习四书、五经及性理、通鉴诸书为主。除此之外，还设立有义学和社学。社学是乡镇开设的学校，凡近乡子弟年满十二岁就可入学。义学则教一些孤寒生童或者优秀的苗、蛮、黎、瑶子弟。学校也禁止学生传习非圣之书、一家之言的著述。对于一些淫辞小说，也禁止坊肆刊行、民间留藏。设立这么多学校可以保证众多学子从小就接受儒学教育，学习道德礼仪、为人处世的法则。从科考来说，科考试题从“四书”、“五经”里出，童生入学考试正试考“四书”二题，复试“四书”、“小学”论各一题，到雍正朝又增加了策论题，题目仍然从“孝经”中选。乡试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四题，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由于科考士子大多不作诏、诰题，而且表文、判文及时务策等雷同卷很多，使得二三场考试不能更好的选拔考生，因此评判考生优良与否重点就在第一场，而首场又以四书文最重[5]。雍正曾经说过“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他认为通过四书文能够看出士子是否真才实学，而且四书文能阐述解释先贤哲人的意蕴，文章的格式体裁“先正具在，典型可稽，虽风尚日新，华实并茂，而理法辞气，指归则一”[6]。因此，雍正就晓谕考官，所录取的试卷文章务必要雅正清真，理法兼备，屏去其支蔓浮夸之言，以此来消除士子考生冗长浮靡之习。将科考的内容严格要求在“四书”、“五经”之中，这确实能让学子学习到先贤的经典著作，不过雍正提倡四书文同样也束缚他们的思想，追求文章的格式也禁锢了学子自由发挥、理念创新的余地。百事孝为先，雍正认为孝为百行之首，他规定从雍正元年会试开始，考试题目仍从《孝经》中选出，这样就能够使“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7]走向仕途是大多数读书人的追求目标，而科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公平的途径，通过科考能更进一步引导考生在社会中遵从道德纲常、理解君臣之礼，以达到教民的目的。 　　 教育是培养学子道德品行的主要方式，学校在教化世人学子上作用甚大，只不过其终不能涉及没有接受教育之人，雍正就向全国颁布了两本书，为百姓安居其业提供了指示作用，这两本书就是《圣谕广训》和《大义觉迷录》。康熙在位时曾颁布“圣谕十六条”，包括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等，内容涉及从纲常名教到耕桑作息，各举要领，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是规范民众行为的重要准则。“圣谕十六条”首以孝悌开端说明康熙皇帝重视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