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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约束下耕地潜在转换及其对粮食生产影响 　　摘要 　　随着生态安全日益受到关注，耕地利用面临的生态安全约束也日趋加重，对耕地资源的稳定利用及生产能力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研究生态安全约束下耕地稳定性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地区为例，从多源生态安全约束成因出发在分析了地区生态安全约束下“不稳定”耕地规模及空间分布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基于生态安全约束强度的“不稳定”耕地后续用途转换多情景模拟方法，系统评估了生态安全情景、综合权衡情景和粮食安全情景下“不稳定”耕地潜在用途转换对地区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生态安全约束下，东北地区存在427.51万hm2“不稳定”耕地，林区过度开垦是地区“不稳定”耕地形成的最主要因素，46.26%“不稳定”耕地继续耕种会影响生态环境或者经过工程改造后也难以保证稳定收获。②三种情境下，东北地区“不稳定”耕地潜在转换量分别为427.51万hm2、387.97万hm2和395.39万hm2，分别占地区耕地总量的13.79%、12.52%和1.28%，耕地转换用途主要集中于退耕还林、还草等。③三种情景下，“不稳定”耕地潜在用途转换将导致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分别下降12.62%、11.73%和6.90%，减少量相当于2010―2015年全国年均新增粮食总产量。总体来看，生态安全约束下东北地区耕地资源稳定性对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已造成潜在威胁，因此，东北地区需要统筹好“耕地保护”、“生态红线”与“粮食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优先选择“不稳定”耕地推进“藏粮于地”战略思想，实现耕地资源永久持续利用。 　　关键词 土地管理；不稳定耕地；生态安全；耕地转换；粮食生产；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124-08 　　DOI：12062/cpre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驱动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力量，大量的优质耕地资源流失，而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草地、林地、河、湖滩地以及未利用土地的开垦[1]。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占补平衡制度下“占一补一”的政策目标衍生出“占优补劣”、过分强调耕地数量而忽视生态安全等问题[2]，耕地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的土地退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仅破坏了我国耕地资源的稳定性，也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3]。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09年末全国共有耕地1.35亿hm2，较1.2亿hm2耕地红线多出较大缓冲空间，但其中有996.30万hm2位于林区、草原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线范围内和25度以上陡坡[4]，以上类型“耕地”?m然部分满足耕地定义或阶段性满足耕地定义，但是由于受政策、生态及耕种限制性等因素影响，并不适宜长期维持耕种用途并作为耕地管理，是摇摆于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不稳定”地类，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土地利用现状认定地类”为原则，将这类型耕地均纳入“耕地”范畴进行统计。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我国耕地资源保护向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的战略转变，这部分耕地继续维持耕种用途面临着较强的生态约束，对我国耕地面积稳定性和粮食安全造成较大隐忧[4]。特别地，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长期以来受经济、政策等因素驱动，大量处于农牧、农林交错带和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1，5]，耕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安全的背景下，科学识别东北地区耕地资源中不符合生态安全约束的“不稳定”耕地，预测未来不同情境下“不稳定”耕地潜在转换用途，并评估耕地潜在转换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而且能够为区域耕地资源变化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提供预警。 　　目前国内学者从自然、经济与社会等维度围绕不同空间尺度下耕地资源生态安全评测[6]、时空演变格局[7]、预警分析及预警系统构建[8]等展开了丰富的探究，部分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生态安全背景下耕地资源的稳定性[9-10]。也有学者研究了耕地变化或用途转移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11-12]。当前越来越多学者认同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在综合权衡有限土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大小的基础上，进而合理确定耕地的数量和最优用途[13]，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耕地利用反而会对粮食生产造成威胁。国外相关文献重点围绕经济发展和耕地资源保护的关系展开广泛的研究[14-15]，如Xiao et al.[15]考察了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双重约束下的最优耕地转换问题。总体来看，尽管当前有关耕地用途转换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鲜有研究从生态角度将生态安全约束与耕地用途转换结合起来评估耕地资源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