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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 　　 　　一、“赋家之心” 　　 　　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由动词演变为创作方法和文体形式，主要从所谓“诗有六义”开始。《周礼?春官?大师》曰：“诗六教，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诵。”郑玄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赋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特征是“铺陈”。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更明确地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将其解释为一种文体，突出其以铺陈直叙的手法壮物写情的文体特征。 　　从内容上看，屈原的作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以《离骚》《九章》《招魂》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其二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爱情诗；其三便是《天问》，主要表现作者的宇宙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第一类和第二类是屈原作品的重点，它们构成了屈骚“发愤以抒情”的基本风格，而《天问》却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天问》的内容异常丰富，从最远古的传说到最切近的现实，从自然到人事到自身，计有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涉及天地山川、神话传说、天命人事和现实生活。 　　善于铺叙、讲究铺张扬厉是楚辞的一个特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局部地表现在作品之中。如《离骚》中关于重华陈辞、去国远游的描写，《招魂》中关于楚国豪富欢乐的描写等。《天问》则通篇自始至终采用“铺陈”的手法，铺陈自己对于自然、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各种疑问，范围之广，实属罕见，这种极尽敷写排铺之能事的写法已经超越了楚辞一般意义上的铺张特点，应该说《天问》更近于文之赋。《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在与友人盛览谈写赋的心得体会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于内，不可得而传。”所谓的“赋之迹”指赋的形体特点，司马相如认为赋的形式要华美，既要讲文质交织的辞采美，又要讲音律铿锵的声韵美。“赋家之心”则指赋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构思。司马相如强调赋的构思应该视野宏阔，想象超远，举凡宇宙自然景物，社会历史人物，都应“苞括”其中，纳入视野。而以铺陈为根本创作方法追求时空完整正是汉赋的重要特质。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汉赋通过铺叙性的描绘获得的时空完整性并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这种超时空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性的、而非感性的审美想象。屈原深沉浓烈的情愫，催发了他奇谲富丽的艺术想象力，巫楚文化荒忽神秘的神话文化氛围，更给诗人的想象披上了缤纷诡异的外衣，《天问》正是以神话为素材、背景展开的。诗人以“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巨大的超时空的意识，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神游九州，从宏观追问到微观，从自然追问到人事，从史前人类追问到眼前现实，问尽了古今宇宙时空的最大问题，气魄之大，罕有人比。由屈原开创的这种南方文学中重视想象的传统，给汉赋以直接的影响。 　　 　　二、《天问》体式对汉赋的影响 　　 　　“楚辞”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张汤列传》，原本是一种笼统的名称，意指楚人或楚地之文（言）辞，以后才成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新诗体的专称。刘勰推崇它是“词赋之英杰”，认为它“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之所以被后人纷纷效仿，一是内容上的金玉相质，二是形式上的文采瑰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仅从屈原的作品来看，其体式并不一致。长诗《天问》从首至尾全用问句结撰而成，形式奇特，体制宏伟。它在艺术上的独创，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问而无答的独特形式可看作汉赋问答体的滥觞。屈原之后的宋玉进一步发展了《天问》体式，开设了问答体，并用这种形式创作了《风赋》《高唐赋》等作品，对汉赋问答体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贾谊的《鸟赋》以假设自己与鸟的问答展开，隐然开汉赋问答体的先河，枚乘的《七发》以虚拟问答的形式铺陈内容，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奠定了汉大赋主客问答的基本格局。 　　楚辞的句式，也直接为汉赋所师法。归纳起来大致可有下列六种：（一）《离骚》式（包括《九章》大部分和《远游》）：××××××兮，××××××。（二）《橘颂》式：××××，×××兮。（三）《天问》式：××××，××××。（四）《九歌》式：×××兮××，×××兮××；或×××兮×××，×××兮×××。（五）《招魂》式：××××，××××些。（六）《卜居》《渔父》式：有问答对话，全篇用散文句式，间用韵语，参差错综，基本不用“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