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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现代戏剧文化本土意识建构过程分析 　　澳门现代戏剧从抗战时期开始算起，大概经历了 80年的发展历程。澳门戏剧的产生和发展与外界环境的变换息息相关。其间经历了戏剧引入和戏剧的文化本土意识形成两大阶段。文化本土意识的形成是澳门戏剧走上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也是澳门本土文化发展的外在表征。就澳门现代戏剧而言，其文化本土意识是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大体经历了民族文化认同、家园意识表达和文化身份反思三个层次。 　　一 　　澳门现代戏剧是在澳门华商社会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没有华商社会，则谈不上澳门华人市民阶层的形成，以汉语作为艺术载体的澳门现代戏剧也难以展开。澳门华商社会在 19世纪中期，伴随着华商阶层的出现而逐步形成。 “1839年，据林则徐的调查，居澳华人仅有 7033人，至 1910年，居澳华人已增至 72943人。在大约 60年的时间内，华人人口增长了近十倍；除了人口增长外，至十九世纪中后期，华人完全掌握了澳门的经济命脉。 ”[1] 　　早在孙中山先生等人发起推翻满清统治的民主革命时期，改良粤剧就作为革命宣传工具出现在澳门，用来启发民智，发动斗争。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1905年有新式剧团在澳门建立。“未及复有香港各报记者黄鲁逸、黄轩胄、欧博明、卢骚魂、黄世仲、李孟哲、卢博朗诸人组织优天社于澳门。 ”[2]这些早期戏曲大多是揭露社会黑暗、宣扬革命意识的新剧，以广州话为演出语言，同时也采取某些话剧的表演方法，现身说法，宣传革命。这些改良戏曲，严格来说不属于话剧的艺术范畴，对后来的澳门戏剧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澳门戏曲依然是以传统的粤剧为主流。 　　20世纪 30年代，澳门进入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期，澳门社会的人口主体是华人，因此，社会心理结构中的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体认主要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据。澳门这种对于民族传统的自然认知潜在地引导着市民社会的文化接受视野。特别突出的情况是在抗战时期，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引发了澳门同胞的同仇敌忾，从而也迎来了澳门现代戏剧的诞生期。 　　学界公认澳门话剧的正式产生是在上个世纪 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搬演中国戏剧，用广州话演出，偶有本土创作，戏剧从大中华的视角出发，文化本土意识尚未形成。 　　现在能读到的最早的澳门本土戏剧是写于 1938年的《圣诞节前夜》，此剧讲述了一位曾经参加过黄花岗之役的老牧师参与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担负了在圣诞节前夜突袭日军的重要任务。剧中盲女阿珍的陈词慷慨激昂：“假如我有眼睛，我就上前线去，至少也要砍他们十个头！ ”[3]这部戏剧是澳门文化界支持抗战的佐证，这里所体现的澳门人意识也即是民族意识，本土特色以口语等较为细微的差别呈现出不确定性。 　　澳门早期戏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是 1941年“艺联”的成立，这是以张雪峰为首的一批港澳艺人成立的澳门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戏剧团体。“艺联”在澳门的活动时间不足半年，却对澳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艺联”仍然可以看成是大陆戏剧的传播者而非本土意识戏剧的构建者，此时的澳门戏剧和大陆戏剧有着高度的同一性。首先，从剧团的性质来看，“艺联”以支持抗战，筹款回国为旗号，所演剧目皆为国内戏剧。“艺联”中的成员回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党派的领导，只有一颗纯洁的爱国心。剧团演出的剧目都是好的、进步的，如《明末遗恨》《茶花女》《春风秋雨》《塞上风云》《日出》《雷雨》《精忠报国》等等。[4]其次，“艺联”的主要成员和欧阳予倩主持建立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资料记载， 1929年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张雪峰在广州美华中学和协和中学做美术老师。“因为地域语言的关系，他当时的努力是仅限于使用粤语的一部分”[5]另外张雪峰的太太邓竹筠，发起人梁寒淡、关存英等都曾经是广州的剧运人士，受到过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运动的深刻影响。“艺联”的这些主要成员，虽然之前的足迹早已到达过港澳，然而却是直接受到中国戏剧的滋养，以大陆戏剧的方式来展示“澳门戏剧”。 　　虽然此时的澳门戏剧仍属于“搬演”阶段，然而仍可以看出其对日后澳门戏剧发展的内在影响。首先是澳门戏剧从抗战期间开始，奠定了一条民族认同的文化路线，这一传统，在葡欧文化系统、中华民国和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此消彼长，轮流交替时期都没有消失过。其次，是进步戏剧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澳门戏剧中坚，影响和推动了日后澳门戏剧的发展，譬如 1956年至 1957年间，是澳门教师话剧活跃时期，其高潮性事件是梁寒淡、邱子维等几位老师改编的名剧《眯眼的砂子》在岗顶剧院公演两晚，颇为轰动。这其中的梁寒淡，就是当年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澳门“艺联”发起人之一，澳门现代戏剧运动的先行者。 　　二 　　在抗战结束之后，澳门戏剧活动转入平静期，即职业戏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