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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史诗夺牛记女性主义解读 　　内容摘要：爱尔兰史诗《夺牛记》刻画了一群形象鲜明的女性角色，如麦德伍，德祖，斯卡萨奇等。本文试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夺牛记》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女性在当时社会的受压迫地位促使她们奋起反抗，追求在经济，社会生活，爱情与婚姻中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体现了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夺牛记》　女性主义　女性意识 　　爱尔兰史诗《夺牛记》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最早的方言史诗。《夺牛记》描写了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凯尔特社会，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材料。故事创作于六到八世纪，用盖尔语写成，是任何《爱尔兰文学史》都无法略而不谈的盖尔语经典作品。《夺牛记》叙述了前基督时代康诺特王国为夺取一头棕色公牛而联合兰斯特和曼斯特王国共同进攻厄尔斯特王国的故事。 　　故事描述了众多男性角色。受民众深深爱戴的厄尔斯特国王康丘佛，保卫厄尔斯特的孤胆英雄库丘林，在单挑中死去的库丘林的义弟费迪亚以及为三国联军指路的前厄尔斯特国王弗格斯。但《夺牛记》最大的成就很可能在于那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鲜明而各异的个性时常成为情节发展的中心：麦德伍、德祖、玛恰、娜斯、爱娃。在通篇的战争暴力中，她们无疑是最真实的，她们身上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她们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本文尝试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夺牛记》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着重分析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这体现在她们对男权社会压迫的反抗以及追求与男性在经济，社会生活，婚姻和爱情中同样的权利。 　　一.《夺牛记》中女性的被压迫地位 　　西方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由来已久。考古学家在五世纪的希腊文学中都发现了众多受到歧视的女性，特洛伊的海伦就是这种典型的女性形象，她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Agamannon）中被描写成“男人的祸害，航船的祸害，城邦的祸害”（Harris，　1995：　498）。欧洲社会对妇女的歧视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法国的启蒙时代也开启了对妇女的敌对态度。而作为西方文学史诗经典的《夺牛记》更是忠实地记录了这一点。 　　《夺牛记》以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爱尔兰社会为背景。当时的爱尔兰处于原始社会的尾期，奴隶社会的初期。母权制社会让位于父权制社会，女性的地位岌岌可危。马克思女性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探索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马克思女性主义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由阶级压迫和社会压迫所带来的。它进一步说明带来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动乱的私有制是造成两性关系失衡以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就解释了《夺牛记》中的妇女为何受到了压迫与歧视。当时的爱尔兰社会，阶级和私有制开始产生。巫师属于特权阶级，国王和王后属于统治阶级，在他们之下，地位由高到低依次是：勇士，平民和奴隶。巫师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国王。在故事中作为厄尔斯特的国王，“没有人在康丘佛面前说话”但“康丘佛也不能在那三个巫师教徒面前说话”（金赛拉，2008：215）。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催生了私有制的产生。处于奴隶社会的爱尔兰畜牧业发达，牛群被视为重要的财富。三国联军攻打厄尔斯特正是为了夺取一头棕色公牛。在战争中，麦德伍向库丘林提出以牛群作为休战的条件，但这却被库丘林一口拒绝：“假如把奶牛劫走了，我们就没有牛奶充饥了，冬天还要靠奶牛获得肉食”（ibid：　117）。可见牛群在当时人们生活中作为私有财产的重要性。 　　西蒙·德·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不是天生成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是整个文明造就了这一产物，处于男性和阉人之间，它被描绘成女性”（1952：249）。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里，妇女被设定为附属物和私有品，她们无法逃避被压抑和奴役的命运。在厄尔斯特，新娘都必须和国王康丘佛度过初夜，就连为厄尔斯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库丘林的妻子爱娃都不能幸免这项规定。女性和物品一样，被当做男人的私有财产并随意处置，得不到任何尊重。为了鼓励勇士们和库丘林决斗，康诺特的国王把自己的女儿芬娜瓦尔当做诱饵，许诺和库丘林决斗胜利的武士可以与自己的女儿结婚。就连女王麦伍德也遭到弗格斯的嘲笑，他把夺牛大战的失败归因于麦伍德的女性身份：“我们追随的是一个将人引入歧途的女人的臀部，一群牲畜由母马领头，踏上歧途，走向毁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金赛拉，2008：　245）。女性在当时社会中受到压迫和歧视，她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男性的竞争与统治被看做是与社会价值观相符合的，而女性的所从事的繁殖和养育工作则没有受到重视，这一点是不公平的，因为“男性也生殖，女性也劳动”（麦金农，2007：6）。《夺牛记》中的男性对于怀孕中的女性极不尊重。贤妻良母玛恰在即将生产的情况下被残忍地要求和国王的马车赛跑。费里卫德怀孕的妻子因肚子孩子发出尖叫而被称为贱人。这不仅是对女性的歧视，更是侮辱。 　　二.《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