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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发展语境下遗体捐献利用制度构建研究 　　摘要：遗体组织捐献利用的制度困境包含遗体组织法律性质之界定、捐献利用利益主体之衡平、规制法律体系之构建三个方面。在遗体组织法律性质的界定上，必须以严谨准确的为学界公认的“脱离说”进行限缩，即明确界定出遗体组织被视为物的构成要件，只有在完全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遗体组织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大权能方能完全类比物权法之规定。在捐献利用利益主体之衡平上，应当确定自然人意思自治优先的最高顺位，在此前提下对不同利益主体进行比例式衡平，相应地推进行业自治，以格式合同、示范性合同文本、捐献利用情况的集中公示等工作确保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事业的程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从而保证各方利益主体的均等博弈。在规制法律体系的构建上，以政府公共责任、有效的行业自治和必要的社会监督组成体系化的审慎规制法律结构。 　　关键词：生命科技；遗体组织；意思自治；规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5.04.023 　　一、引 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而致力于系统阐述自然界生命特征的生命科技则更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伴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与演变，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梦想已变为实现，比如器官的移植和再造，这一造福无数重病患者和残疾人的发明，是生命科技对现实生活的绝佳馈赠；再比如若干疑难疾病的基因诊断，它为推断或诊断人的缺陷基因和易感基因提供了渠道，从而为各种疑难杂症设置了防火墙，防患于未来。与其他前沿科技不同的是，生命科技所需的一手科研样本来自于活生生的生物组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必须是人体组织，这便与传统人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与无机物和动物的生物组织不同，人体组织一般被视为科研客体的禁区，或受到巨大的限制，人体克隆近年来所遭受的众多质疑和反对，即为明证。①因此，在科技发展与人伦传统出现悖论的情况下，为生命科技提供人体生物组织的必需的服务平台――遗体组织的捐献利用，显然被处于各种争论的风口浪尖。自然人在生前自愿表示在其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中的特定组织或全部遗体组织捐献给科学事业和临床应用，在当下中国各个地方先行先试的实践当中如何衡平不同的利益主体，如何服务于生命科技发展的公益性要求，如何消解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分歧，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法律应该对来自社会发展、观念变迁、科技进步等引发的社会需求作出回应。遗体组织捐献和利用所呼唤的若干制度的变化，是科技发展带给法律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此背景下，法学界如何回应现实需求，对遗体组织捐献利用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构建，尤显迫切。本文对遗体组织捐献利用的制度困境进行类型化，总结为遗体组织法律性质之界定、捐献利用利益主体之衡平、规制法律体系之构建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困境的实然表现，探讨其解决方案，总结全文，进而得出基本结论。 　　二、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中的制度困境 　　（一）遗体组织的法律性质：生命科技带来的挑战 　　在遗体组织捐献利用过程中，捐献的客体即遗体组织的法律性质是法律制度构建的本源性问题。依传统民法理论，人的身体不可能构成物，否则既违背公序良俗的基本精神，又会破坏民法体系中的人格权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体系的分野。人体组织只有在完全脱离自然人身体，已经不具备人格权载体性质的时候，才能够成为物②，这种理论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脱离说”。恰如王泽鉴先生所说，“人的身体，虽不是物，但人体的一部如已分离，不问其分离原因如何，均成为物（动产），由其人当然取得其所有权，而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得为抛弃或让与）。”[ 1 ] 类似的观点也被其他多位学者所认同。③ 　　伴随着生命科技产生了遗体组织捐献利用这一新生事物，旧有的民法理论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按照“脱离说”，人体组织只在依附于人身时具有人格权之载体的属性，一旦脱离人体则属性转换为物。在自然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人格权消亡，遗体组织自然符合了“脱离说”的转换为物的构成要件，则按照物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项权能和继承权的基本原理，此时遗体组织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归其继承人所有。不仅如此，如果产生了多位继承人，还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对遗体组织的价值进行利益的分配，这显然有违民法上公序良俗的原理。另外，按照当今遗体组织捐献利用的公共规则，通常只有在遗体捐赠人生前明确表示捐献遗体时，该组织才能进行利用，但如果按照“脱离说”，遗体组织自自然人死亡开始即不具有人格权属性，而变为冰冷的物，这便造成只要继承人同意捐献即可的情况，甚至在“脱离说”下，继承人以高价销售遗体组织这一明显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也将是合法和毋庸置疑的。 　　上述悖论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