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制与绿色发展基于技术进步视角考察.docVIP

环境税制与绿色发展基于技术进步视角考察 　　摘要： 征收环境税能够激励企业增加治污投入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利于减轻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运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环境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税收强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都显著为正，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一效应的影响系数越大。短期来看，实施环境税收制度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从长期而言，由于环境改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从而会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 环境税制； 技术进步； 污染控制； 激励效应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7（04）-0117-07 　　一、 引言?c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强的资源环境约束。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兼顾资源环境可承载力之间寻求平衡，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污染水平会发生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型变化过程，环境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建立合理高效的绿色制度，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逐步走上集约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绿色制度的选择有多种形式，其中基于“庇古税”思想的环境税收制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普遍推行。中国在运用税收手段促进节能减排方面也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包括施行资源税、征收排污费、对节能清洁产品给与税收优惠等，初步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功能的税收制度体系。目前，中国的税制结构仍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模式，环境税在整个税制体系中居于次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税收促进绿色发展的作用空间。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推进和增强税收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调控职能，具有了十分恰当的改革时机。资源税从价计征及扩大征税范围、排污费改税等多项重大绿色税费制度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由此可见，构建完善的环境税制体系，切实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降低生产消费活动的污染水平，是破解资源环境瓶颈的重要制度创新。 　　理论研究中，最早提出运用税收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是经济学家庇古，由此产生了著名的“庇古税”理论[1]。该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在调节具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方面存在着失灵现象，当厂商的生产活动产生了负外部性时（如污染），由于缺乏反映社会成本的适当机制，厂商的最优生产行为决策与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均衡是不一致的。因此，庇古等人提出通过征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均衡结果。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庇古税”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的优势在于，其为排污者主动减少污染排放提供了激励机制，与传统管制手段相比，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25]。然而，理论上“庇古税”的最优税收成本应该等于污染导致的外部成本，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测算准确的外部成本存在着实际困难，无法确定有效均衡下的最优税率水平[6]。并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绿色税收在税种设计上和征管过程中难免会趋向反复，可能会对现行税制结构造成冲击从而引起效率损失[7]。虽然“庇古税”存在着上述缺陷，但在世界各国的政策实践中，绿色税收仍是政府进行环境社会成本定价的一个主要工具，在估计外部成本的方向和数量级上依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8]。此外，有些学者还提出，在保持税收中性的前提条件下，征收环境税不仅能够改善环境质量，获得第一重红利（绿色红利），而且有助于提升税制结构的整体效率，获得第二重红利（效率红利），即所谓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912]。在市场一般均衡的假设前提下，政府征税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直接的税收负担外，还会因相对价格的变化给纳税人福利造成额外负担。由于税收超额负担的存在，调整不同要素之间承担的边际税率，将税负从较高超额负担的要素转向较低超额负担的要素，可以促进税制整体的效率提高从而获得社会福利增长效应。 　　环境税的另一个研究方面，集中在其对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影响关系的考察上。Porter等人提出，适当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激励效应，而创新活动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能力，最终抵消环境规制增加的生产成本并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13]。实际上，环境税对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是正、负效应综合作用后的结果，由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周期较长，期初征收环境税增加了企业成本从而削弱了其竞争能力，但长期内由于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会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从时间维度上来看，企业的竞争力与环境税的负担水平存在着“U型”特征[14]。国内研究中，张成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强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