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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冰雪反腐启示 　　有个国家的首相，下班和外出都是步行，没有保镖跟随，也没有道路管制，更没有庞大车队呼啸而过，结果一天晚上，在他看完电影步行回家途中不幸遇刺身亡；有个国家的副首相，仅仅因为暂时使用了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被媒体曝光而被迫辞职。前者发生在1986年，首相名叫帕尔梅，后者发生在1995年，副首相名叫萨林，是一名当时仅38岁的明星女官员。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一个叫瑞典的北欧国家。 　　它们典型地反映了瑞典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因帕尔梅的被刺，首相就有了在衣食住行上的特殊待遇，反而是一点点廉洁上的瑕疵将受到严厉惩罚，这正是瑞典反腐败“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被称作“冰雪反腐”。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数”、“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环保成效”等国际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不过，当地媒体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打趣地说，如果有“最不好干的政府官员”排名，瑞典没准也会排在前面。 　　“最不好干的政府官员” 　　当然，瑞典不仅仅对中央政府高层人物严厉监督，对每一名政府官员都有严格的清廉要求和严密的监督。马尔默市一名主要官员仅仅是应好友邀请去南非度假，期间住在了好友的别墅内，回国后被控涉嫌收受商业贿赂，而且，检方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然而检察官认为他的南非之旅有导致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单凭这一点，即可提起公诉。这个案子让很多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被认为是近乎洁癖般地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但瑞典人却觉得理所当然。 　　瑞典一名女检察长说，她当检察官30多年来，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的案件。前议会监察专员克劳兹·埃克伦德也称，“在瑞典，腐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我当了16年的议会监察专员，很少遇到过官员腐败案件”。 　　确实，在瑞典，因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腐败行为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与偷盗行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犯罪手段更为狡诈可恶，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很少有人幻想通过贪污受贿来发财。 　　国际反腐败专家认为，这里一来是拥有健全的制度和严密的监督，让腐败不太容易得逞，二是腐败行为一旦被发现、查处，涉案官员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除丧失优厚的经济收入和福利保障外，私营机构也不愿雇佣。此外，谁要是背负腐败臭名，将被视为缺乏诚信、丧失道德无法在社会立足，连整个家庭、家族都难以抬起头来，本人则甚至不被家族接纳。 　　这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瑞典官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在瑞典，从一般公务人员到政府首脑，都决不允许搞特权。 　　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首相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或在商店购物，警察则可以截住任何公务车辆进行检查。瑞典一名女大臣的孩子甚至放在家庭自助的托儿所，由家长轮流看管，排到她时也照样到托儿所负责照顾孩子。 　　公民重视诚信的品质，政府也很重视公民的诚信建设。国家通过信息联网，将每一位公民的诚信记录在案，一个人如果有不良行为，就会作为污点被如实记录下来，并在求学、就业、晋级时产生应有的影响。一名在瑞典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申请一家著名跨国公司职位的考试中，笔试面试均拔得头筹，其他条件也很优秀，但最后还是落选了。总裁告诉他，未被录用的原因，是他在求学时有两次乘车逃票的记录——虽然时间相隔一年多，但还是被照录案底。 　　政务公开第一国 　　透明与公开是瑞典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则，集中起来有三种表现。一是制定规范的政党筹款制度，实行按照得票的数量对政党进行补贴的政策，个人向候选人捐款有明确限额并向社会公开。二是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通过选举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政府官员由考试录用，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三是政府信息公开，在这一点上，瑞典声名卓著。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 　　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据此原则，任何一位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文件（涉及国家安全的除外）；公民还有权查阅任何公务人员乃至国家元首的财产与纳税情况。如果有人想知晓某一官员的收入和纳税信息，可以到国家税务署申请查询；如果他怀疑某一名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就可以向有关机关或媒体举报，随后，就会有检察官跟进调查。 　　在这样的制度面前，瑞典政府的政务运作和经济运作都非常透明，被国际社会称为“透明政府”和“透明经济”。确实，瑞典建立了严格的招标投标制度，即使是私人出售财产，比如出售房屋、汽车等，也要招标。在其他国家，啤酒生产商用销售提成鼓励商家促销他们的酒，或者出钱请商家把他们的酒摆放在显著位置，都是很平常的销售手段，但这些在瑞典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政府也充分发挥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作用，营造全民监督的氛围。在瑞典，反腐败决不仅仅是监察专员、检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民关注的事情。报纸、电视等媒体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对政府有关行为操守进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