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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书写历史新探索 　　摘 要：中国电影市场每年的贺岁档都会有一部国产大片在中国观众的期待中诞生，2012年由冯小刚导演历经19年的沉淀之作――《一九四二》重磅上映，讲述的是一段渐渐被人淡忘的河南灾民逃荒史，试图以电影的形式立体生动地再现我们民族面对天灾和人祸时的生存态度。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以电影《一九四二》作为分析的文本，探析国产大片在创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为国产电影未来的发展提供若干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国产大片；《一九四二》；叙事文本；叙事问题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5-0075-02 　　一、引 言 　　电影《一九四二》根据刘震云创作的纪实文学《温故1942》改编而成，早在二十年前当冯小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萌生要将其拍成电影的想法。在他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导演之后，他终于可以用两亿人民币的投资，来完成这个心中沉积多年的心愿。冯小刚用一部电影打捞起被遗忘的1942年，他感叹自己通过这部电影，“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的时候，除了在看一个打动你的故事，同时还能引发你一些思考，中国人在这么一个磨难中，继续去走自己的历史。[1]”但是，或许由于影片时长的限制，使这部耗时且耗资的电影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并没有将一九四二年的这个故事讲到观众的心里去，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更多是国产大片叙事的不足。 　　二、《一九四二》叙事文本分析 　　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蝗灾，三百万人饿死。“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冯小刚电影刚开始保留了刘震云小说里的原话，通过这句话来展开叙事。 　　（一）叙事主线互不搭调 　　影片最主要的线索是灾民和官员、灾区和城市两条主线，这两条线互相穿插，但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认为电影的叙事在其不停地切换中被中断。电影里灾民这条线，主要讲述的是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整个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财富本身已毫无意义，即使储存再多的粮食，也抵挡不住饥饿的土匪和逃荒路上撤退士兵的抢夺。老东家只能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于非命，儿子在家被土匪戳死、儿媳生完孩子虚弱而死、老婆悄无声息地饿死、最后连小孩也被自己不小心闷死。这一路上，走在一起的穷人更是饿死、病死、打死、炸死的不可胜数，整个河南省几百万人为了活命，不停地往西边奔走，似乎走下去，就有活着的希望。 　　影片中，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官员在河南灾前、灾中、灾后的表现是另一条线索，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更多的是战争局势如何的严峻和刻不容缓，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正如影片开头叙述的一样，在河南受灾饿死三百万同胞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另外一些事情，而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这个世界大环境中，都比这三百万要重要[2]。最终通过河南省政府官员的奔波和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的影响，蒋委员长是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双重压力下，决定救灾。在这条线上，导演想要客观全面地展现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所以，在处分官员时却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粮价疯涨时负责发粮时商家和官员中饱私囊。影片中加入这条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灾民线的单薄，但这条刻意强化的线索，就如同记流水账，它和难民逃荒的这条主线，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二）叙事线索模糊――人物描写脸谱化，情节设计多余 　　在影片《一九四二》除了展示饥民们的逃荒之外，还连篇累牍地描画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员们。通过这些线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员们由于对河南灾情的救济不利使三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大量官员镜头的出现，对电影的叙事显得多余。比如蒋介石慰问阵亡官兵子女的一场戏，这个桥段在电影的叙事中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这种叙事层面的匮乏导致了中国电影对明星的过于依赖，陈道明、李雪健等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在导演的反复强调下显得过于脸谱化，并没有承载电影的叙事任务。这些多余情节的设置，导致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夹杂的其它支线显得叙述模糊，而没有起到应有的辅助作用。 　　在整部电影中，导演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对灾难实际也是束手无策，这里信仰本可以成为一种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却没有被展开，反而觉得情节的设计显得多余。张涵予饰演的传教士在饥饿和炮火中迷失了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心里住进了魔鬼，在教堂和外国神父一段英文对话后，这条线索在影片中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这条宗教线索本可以成为影片的一条重要支线，但在略显凌乱的叙事线索中也并没有起到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三、《一九四二》的叙事问题及思考 　　（一）叙事重点本末倒置――饥荒描写上略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