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问题与方法看当代文学史写作可能性.docVIP

由问题与方法看当代文学史写作可能性 　　内容摘要:从叙述者立场的“坚定”到“犹豫不决”,洪子诚的文学史叙述立场的变迁在他的文学史著述中可见一斑。本文试图通过他的文学史著述的梳理,重点考察《问题与方法》一书,来探讨洪子诚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非自足” 犹豫不决 问题 可能性 　　 　　纵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从《中国当代新诗史》到《1956:百花时代》,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他的研究视角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姿态,而叙述者在叙述其文学史观点时也逐渐摆脱最初的结论式叙述,转而采取一种“搁置价值判断”的冷静叙述。在这种冷静叙述的背后,实则透露出其文学史观的转变。而《问题与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非自足体”,它包蕴了无限的展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 　　 　　一.叙述者立场:从“坚定”到“犹豫不决” 　　 　　在“学科话语”的选择与运用上,最初的文学史叙述中,洪子诚在问题的解决上表现为一种决然的态度。但是在《问题与方法》中,他的叙述话语背后蕴藏了很深的矛盾与思考,可见其长期以来文学观念的不断衍进。在起初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隐约可见其或多或少带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在解决问题时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危险,而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并非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就可以窥见其中的波澜,有诸多问题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易被遮蔽。洪子诚当然知晓其中的利弊,所以他直言他“所作的描述和评析”,“也仅仅只是”“一种评说”、“一种参照”。①在逐渐认识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之后,《问题与方法》一书不仅将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同时提出了相对开放的研究方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主体的“非自足性”上,对于具体问题的看待同样如此,洪子诚不仅看到了浮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问题,他也看到了潜藏于视线之内的问题的“可能性”。针对这一发现,才有了他相对“非自足”的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市场化使得当代文学的产生早已变为“文学生产”,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正是将“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统摄于“文学生产”之内,他认为这些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②在此基础之上来进行考察。这种态度在解决问题时表现为试图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考察影响当代文学的每一个环节、因素,从而试图还原当代文学的本来面目。 　　长久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对文学评价标准的问题,尤其对于颇受质疑的当代文学更是如此。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虽“未能更自觉、更集中地从文体的角度来审查当代新诗的进程,以此作为结构和描述的依据。”③但是全书在诗歌的选取与评价上,在“诗歌史”宏观与微观的表现上,的确是“立足于纯粹个人的写作立场”,“采取严格的审美评判尺度”。坚持文学的审美品格,一方面“疏通了遮蔽已久的历史”,④另一方面也突显了研究者主体的理想人格。及至《问题与方法》一书的出现,他的文学理想已经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对“当代文学”的现实关怀下的理性目光和怀疑态度,这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科学研究来说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态度。 　　 　　二.“历史”与“叙述”之间的文学史写作 　　 　　“当代文学”本身包涵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就使得试图一言以蔽“当代文学”的做法成为徒劳。基于这种文化背景,洪子诚在他的文学史“写作”中尽力遮蔽个人决断性的话语叙述,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冷静的“集体”叙述⑤,由“集体”叙述进而生发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冷静叙述不代表没有个人的文学史观点,他在隐藏自己观点背后为当代人描摹了一番“历史”的“可能”图景,他的文学史重在为当代人提供意向性思考,而非决断性结论。 　　为避免陷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覆辙,洪子诚才想要找寻“历史真相”,但还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历史真相”,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靠近“历史真相”。在当代,在叙述“当代文学”的“历史”时既有时间接近这样的优势,但同样时间接近会导致一些真实的“历史”无法浮出水面,即当代人叙述“当代史”既有长处又有局限。 　　同样,“‘历史’并不能自动存在,自动呈现,它的存在,必须赋予形式,必须引入意义。”⑥而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凭借的是“叙述”这一中介,那么需要考察的还应该有“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关系。“历史”是由什么人来叙述的,“哑然无言”的大多数很显然没有参与到“历史”的“叙述”之中。而叙述者的政治文化立场、生活背景、个人趣味等因素会直接影响他所呈现出的“历史”面貌,还有叙述者如何处理主观感情和客观真实的关系等问题。其实,“历史”在被“叙述”出来之后已摆脱了纯粹客观的可能。洪子诚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都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