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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合理因素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且深深影响后世，流风远及海外，成为东亚及西方现代文官制度之蓝本。科举源于汉魏，肇基于隋，确立于唐，虽几经存废之变，毁誉之讼，但仍顽强地生长发育，成为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主要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1300年，深入时人骨髓，终于盛极而衰，于清末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寿终正寝。不可否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1300年，必有它存在的历史依据，而在当今世界被继承发扬，更彰显它具备合理内核。以史为鉴，对科举制度进行现实观照，去芜存菁，为我所用，对推进我国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不无裨益。 本文试从官员选拔的角度，对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作了一番简要的论析，进而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提出一管之见。 　　 　　一、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 　　 　　要评判一种制度的优劣，必须在比较中鉴别。科举制本身利弊并存，若对其进行孤立观照，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科举制在近代以来备受诟病，其缺陷已为国人所熟知，在此不作赘述。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是在与前代的官员选拔制度比较下显现出来的，与世卿世禄的讲究血缘、察举制的偏重德行和主观随意、九品中正制的注重门第出身相比，科举强调才学及一定的行政能力（如唐代吏部试包括“身、言、书、判”），以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手段，标准客观，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它公正公平的合理原则，“从隋唐至明清，‘至公’的理念成为科举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1}具体来说，科举制具有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量才使用、内行考核，立法保障、机构独立，统一集中、稳定连续等合理要素。 　　（一）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历代科举均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隋唐时考生即“皆可怀牒自列于州县”，{2}除娼、优、隶、卒等贱民外其他人皆可报考，宋时“凡应试者，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年龄大小，甚至于‘工商、杂类’出身之人，皆可投牒自进。”{3}这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突破了血缘、门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反映了科举的开放性，同时体现了一种平等精神。天下英雄皆可入皇家“彀中”，保证了社会精英的有序流动，扩大了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录取方面，不论门第、亲疏、名望，“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择优录取，这一因素超越了封建时代，是“至公”的核心，也是科举制度保持旺盛生命力，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了“至公”（实际上古今中外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制从理论上是倡导公平竞争的。 　　科举之公，早为世人所识。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至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孙中山在演讲中称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的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4}钱穆则指出科举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5}中国自古人情关系盛行，以荐举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官方法或制度最终难逃权贵把持、徇私枉法之弊病。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度上堵住了“任人唯亲”之漏洞。 　　（二）量才使用，内行考核 　　科举即分科取士之义，是分科别分层次的，以便统治者量才使用。隋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后增至四科、十科不等，至“炀帝始建进士科”。{6}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年)设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仕。进士科以文学与儒学为考试主要内容,成为后来唐、宋、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唐除了继承隋分科举人的制度外,还制定了地方、中央二级考试。唐代的考试类型主要有常科和制科。常科每年分科定期举行,制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常科主要科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名算等五十多种，而以进士、明经最受重视，尤以进士为贵。进士科以考时务策为主，后来也考帖经、杂文、诗赋等，可见进士科之所以为士人所重，是因为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又能充分发挥个人的学识才华。唐代考中进士只是具备了任官资格，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能被授予官职。明经主要考经学和时务策，经学又分为帖经、墨义和口义，依据考试成绩分四等录用。宋朝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还不断完善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凡登科进士，一律由吏部立即授官，官职高低进士优于明经，各又分为若干等。辽金、元朝时期基本沿用宋制。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诏告天下:“朕将亲策于庭，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7}可见对量才使用的重视程度。明发展完善了宋科举的三级考试，严格了考试等级。最基础的是童试，考取的称“秀才”。秀才方有资格参加国家正式的统一考试，依次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中式者称“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