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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研究史上重大贡献 　　科举制度的废止已有一百零几年，中国人从激情的批判开始走向理性的判断。历史上存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对其功过得失，人们的评价由片面逐渐转为公允，为科举平反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普通民众对渐行渐远的科举制日益生疏时，学界对科举的研究却从冷寂走向热门，并逐步国际化，有学者甚至提出要建立一门“科举学”[1]，并预言“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在过去的20世纪，国内外的科举研究此起彼伏，越来越兴盛，已出版著作三百多部，发表论文三千多篇。虽然曙光在前，但是科举研究仍任重道远。不仅要继续清除人们对科举的误解与不公正待遇，还要大力整理和挖掘历代有关科举的文献。因为历史原因，历代科举文献的整理相当滞后，而随着新时期科举研究的进展，对科举文献的整理显得十分紧迫，它已成为制约科举研究的瓶颈之一。我们知道，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文献若匮乏，学术研究犹如无米之炊，而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阐释，往往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契机。针对科举文献整理现状的不景气，有学者呼吁：亟须建立一门“科举学”的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2]，以引起学界对历代科举文献整理的重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巨著――《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显然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领衔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第一辑共17种，22册，约2700万字，从众多史籍中钩稽科举法规、奏疏、会议、人物仕宦、科场事件、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科举风俗及相关创作等稀见文献，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最终分成两大类：其一，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其二，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以下简称《丛刊》），规模宏大，内容厚重，意义深远。 　　 　　一 　　 　　作为“国家抡才大典”，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相比较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具有更为显著的进步意义，因为它更加公正合理，尤其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借鉴了中国科举制，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重要性，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相媲美，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丛刊》主编陈文新先生在《总序》中认为，科举制度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化功能”又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然而，自科举制创始以来，就备受质疑，历史上其存废之争多次发生，其改革也屡屡进行，停罢科举制也多次上演。科举制以其制度的优越性和现实的强大作用，为统治者所垂青，顽强运行了一千三百年，至晚清时，因科场弊端积重难返，在近代化的大变局中，由国内外的因素共同促成，终于在1905年，被彻底、永远地废除了。虽然科举制及其产物之一的八股文，被人们泼尽了脏水，但是当理性重新回到人们的头脑时，科举制及其产物重新得到了人们客观而全面的衡估。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对科举制的千秋功罪，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清醒，结论也越来越中肯了。科举既有维护统一与普及文化的积极作用，又有压抑个性与阻碍科技的消极后果；既有澄清吏治与鼓励向学的正面，又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负面；如同中华文化传统，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正如中华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因此，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意义重大，既有历史方面的意义，也有现实方面的作用，恰如陈文新先生在《〈丛刊〉总序》中所说：“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丛刊》出版之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几部较具综合性的大型科举文献也影印出版，但没有作点、校、注等整理。《丛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选择经典的科举文献，汇集稀见的科举史料，进行权威的点校辑注，展现了前沿的学术成果。《丛刊》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的需要，嘉惠学林，造福后人。 　　 　　二 　　 　　《丛刊》包括十七种书目，它们是：《历代制举史料汇编》（李舜臣、欧阳江琳编著）、《历代律赋校注》（詹杭伦、沈时蓉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