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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罪从无在我国适用难点分析 　　摘 要：从现代各国普遍的立法精神来看，“疑罪从无”应当作为一条原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以遵循。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立法上的缺陷以及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实行“疑罪从无”困难重重。本文试图从刑事诉讼法实行的角度来探询“疑罪从无”在我国适用的难点分析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疑罪；疑罪从无；刑事诉讼法 　　 　　讲到疑罪从无，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何为疑罪。所谓疑罪，即存在疑问的罪行，是指法院所审理的刑事案件并未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一个定罪科刑的要求，形成了疑案。关于疑案，有学者对于在侦查终结阶段形成的疑案作了如下表述，指侦查机关经过反复侦查，在法律规定的侦查期间届满时，既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也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与否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1]本文中论述的疑罪，主要是指法院审判阶段的疑罪，其构成形式同样是指上述的“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在审判实践中，虽然我们提倡疑案从无，即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但通常的做法往往是疑罪从轻(佘祥林案)和疑罪从挂，(久押不决)，对于疑罪应该“从什么”，从道理上说很好解释，如疑罪从无，即使该被告人真的犯了该项罪行，其不利结果只是放纵了犯罪分子这一个。而要是疑罪从有(包括从轻，从挂)，一旦错判，非但放纵了真正的犯罪分子，而且使无辜的人收到刑法的错误追究，尤其是在保留众多死刑条目的我国，其损失是难以挽回的，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想，无疑，理智的选择应该是疑罪从无。 　　然而在我国，虽然在法学罪疑罪从无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在立法中也已确立下来，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判决。”那为什么在审判实践中该原则的具体实施却不理想呢?是立法者的错误，还是学者们的偏激?笔者认为，要使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得到最大化的贯彻，不能光靠喊口号，还要从深层次去分析我们的执法，司法环境中有那些不和谐的因素作祟，影响了疑罪从无的原则的真正实现，使我国的无罪判决率如此之低，造成诸多如佘祥林这样的悲剧，闹剧。 　　那么，在当前时期，是哪些因素在阻碍着疑罪从无呢? 　　 　　一、法官素质普遍较低 　　刑事诉讼的职能主要包括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根据诉讼的基本法理，裁判者必须以中立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只有中立，才能确保所作出的裁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2]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法院负有惩罚犯罪和控制犯罪的政治任务，并不被认为是一个中立消极的裁判机构。[3]这与目前我国法官素质普遍偏低有着很大的关系，业务能力不台，法律水平不够，法律思想落后，都会导致在市级审判中举棋不定，只能采取疑罪从轻这样一个看似折衷，实则严重破坏法则建设的办法。加强法官素质 　　 　　二、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误解及操作不到位 　　(一)公、检、法三家的关系未理顺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实践中，往往只注重配合，而不讲制约，认为公安做饭，检察送饭，法院吃饭。法官对于控方送来的证据材料通常会产生先入为主的认识。即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法官仍心有不甘，甚至充分“第二公诉人”的角色。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办案人员往往注重对罪与非罪及量刑有否畸轻畸重的审查，忽视对法院审判程序程序的监督，思想上还存有以法律裁判为标准的认识，导致片面行使抗诉权。[4]检察机关的双重角色和“互相配合”严重动摇了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法院在某些场合就不得不顾忌检察机关的监督而迁就其某些不合理的或者错误的控诉主张”[5]。影响法官充分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导致经常出现“你辩护你的，我判我的”的情况。 　　造成这种无奈的状况还和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有关。职权主义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西方的当事人主义相对照，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是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结构，其侧重点在于控制犯罪，这与我国自古以来受“大一统”法律文化影响极深有关。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刑事诉讼模式以保障正当程序为价值取向，强调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双方作出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的树立、抗辩。容易造成公、检、法三家联合办公公的局面。 　　(二)司法机关与政法委的关系未理顺 　　《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狡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佘祥林案件中，是由于被害人家属不恰当地给司法机关施加了压力而导致冤案地产生。 　　但刑事诉讼法中列举地行政机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