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双重评价视域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与定案关系审查.docVIP

禁止双重评价视域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与定案关系审查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李某驾驶“中联”某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正由东向西行驶至某市某路口西，在信号灯变成绿色时，李某启动向西行驶，恰有被害人黄某骑着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由东南方向快速驶来，李某所驾的车辆正好碾扎黄某，造成黄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某继续前行数十米停车，然后又向后观望，之后驾车驶离现场。回到工地后，李某仍继续检查了车辆。案发后被查获。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因逃逸而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黄某虽有过错但承担次要责任。 　　在本案的审查起诉阶段，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李某在交通事故中是否具有逃逸情节，分歧意见很大。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系意外事件。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张某事后逃逸，负有主要责任。但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合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是不应该认定其逃逸情节，不应加重处罚。理由为：交通管路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是以逃逸作为认定张某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的依据。在刑事司法范畴再次认定其属于交通肇事罪的逃逸，属于双重评价，审查起诉阶段应该禁止。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对张某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认定其具有逃逸情节，并且不存在对逃逸行为的双重评价问题。 　　对于交通管路部门根据李某具有逃逸行为而认定为负主要责任，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同时评价逃逸行为，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可取，即李某首先成立交通肇事罪，并且具有逃逸的行为。但是，考虑到被害人有违法交通法规这一事实，检察机关应在量刑建议上予以说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属性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不仅是民事赔偿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大部分交通肇事案，司法机关均根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书》来界定行为人是否涉嫌和构成犯罪。理论界一直对《责任认定书》可否作为刑事证据产生质疑和分歧，主要是无法归入法定证据种类中去。［１］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依照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应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活动。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并出具《认定书》的行为，便是此处的行政执法行为所形成证据材料。在实践中，如果与行政执法有关的事实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行政机关收集的相关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不必由刑事诉讼中的办案机关重新提取。其理由有二：一是提高便于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提高效率；二是可以有效保全证据，提供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与全面性。［２］因此，应该肯定《认定书》的证据属性，是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与此同时，交通管路部门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机关，由权威的机构和资深的专业人士所制作出来的《认定书》具有极高的证明力，刑事司法机关一般应予以直接认可。而且，在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书》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论证，具体包括痕迹学、经验法则和监控录像、报案人说明等。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认定书》有异议，可以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提起复核。而《认定书》的法律效力将处于待定阶段，也无法直接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如交通事故双方均不提起行政复议，而检察机关又对《认定书》存在质疑，此时应如何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责任认定书》显然可以用于证明交通肇事案件的事实情况，是一种鉴定意见。在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存异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作形式评价，实质评价应交由法院，否则违背司法最终裁判的原则，且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不宜过度放大。［３］ 　　二、交通肇事逃逸的“行刑”先后评价本质迥异，不是双重评价 　　行政法和刑法是不同的部门法，但二者却可能针对同一行为或者事实进行评价，并且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一做法不会违背禁止双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即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一旦对被告人的某一犯罪事实科处刑罚以后，不能重新以该犯罪事实为根据再度科处刑罚，对同一犯罪重复追究刑事责任是被禁止的。［４］通常认为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