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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胡林翼宦黔时治匪策略与措施 　　摘要：胡林翼宦黔的7年之中，针对当时贵州的“匪”乱制定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主要包括：编保甲、立团练；用士用民；以静制动、坚壁清野；恩威兼施等。这些措施非给“匪”徒以沉重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廷在贵州的统治。胡林翼这一时期的军事实战，为他以后加入湘军、协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胡林翼；贵州；“匪”乱；策略与措施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长沙府益阳县人。湘军重要首领，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为“中兴三名臣”。胡林翼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抵贵州。历署安顺、镇远、思南三府知府，继补黎平知府。至咸丰三年(1853)冬间，开始奉旨率黔勇离黔赴鄂。协助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F征讨太平天国，总计宦黔7年。 　　整个宦黔期间，胡林翼的职位都不是很高。但他针对当时贵州的“匪”乱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并为他以后入主湘军、协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积累了经验。本文试图就这一方面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分析和探讨。 　　 　　一 　　 　　“黔为天下之最贫，贼亦天下之最劣。”经过鸦片战争洗礼之后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异彩纷呈。地处边陲的贵州，亦不例外。至道末咸初，全省各地已经是盗贼滋蔓、“匪”乱横行。反对官府的斗争此伏彼起。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因素有如下几点：其一，鸦片战争中国的败北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封建剥削压迫的愈演愈烈。苛重的田赋、地租以及徭役迫使贵州各族人民陷入了失业、破产、饥饿和死亡的困境。有人“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人民饱受地主、商人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而毫无生存立足之地，不得不另找别路，以维持生计；其二，吏治的日益腐败。贵州因远离京师、僻处一隅。官场之腐败较之全国尤为严重。凡是做官的大都是人心嗜利、盘剥人民以肥私囊者，能做到廉洁奉公的凤毛麟角，各官“惟之剥民肥己，罔顾百姓……求其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者，百无一二。”贪官污吏把人民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因为“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其三，贵州的民族构成成分的多样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贵州又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尤以苗民最多，全省苗、汉杂处的地方亦不在少数。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一般都是采取羁縻的政策，特别是在“改土归流”之后，“严重的政治压迫、军事管制和经济剥削，致使广大苗族人民精神恐惧，生活无着，失业逃荒者日益增多。”再加上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四，流民、游民的日益增多。道光十三年，由湖南而进入贵州等地区的流民，“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至道光十四年，“贵州兴义等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混迹”。流民的介入，使得贵州各地的成分更为复杂；此外，军队的贪污腐化，八旗、绿营的废弛也为“匪”乱的蜂起提供了契机。 　　由于上述种种原由。道末成初的贵州，已经成为“匪”乱的重灾区。按照目的、手段及所采取的方式的不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又将其所谓的“匪”分为如下几种： 　　 　　(一)“会匪”，这是封建统治者对秘密会党的称呼。他们一般有一定的组织，有比较明确的目的，他们“烧香拜会”、“结拜兄弟”，是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模仿封建家族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组织。道光二十九年，镇远“盗贼充斥。烧香拜会，有冒顶大五小五名色，聚众抢劫”；咸丰元年。“黎平会匪最多，盗魁有老冒、老三哥、大五、小五、大九等。均异常凶悍，遍收莠民，作为爪牙，横行不法。良儒受害”；咸丰三年。乌沙、革夷、台拱之盗，“结会烧香，已历数次”，危害乡里。 　　 　　(二)“苗匪”，这是统治者对进行反叛的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总称。如道光二十九年前后，“镇远府属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的苗民举起反抗官府的义旗，附近梨树坳、卡榜、白洗、梭衣坡等村寨苗民纷纷响应，并迅速形成以黄平、台拱为中心，波及施秉、清江、天柱等地。” 　　 　　(三)“土匪”、“盗匪”，他们一般是由于为了生计、生存。不得不“落草为寇”，而沦为“匪”的。咸丰二年二月，“广西永宁、怀远、融县环黎平西南境土匪蜂起……已成流寇之势”；同年，黎郡所属厅县，界连楚、粤，地杂民苗，“盗贼横行。劫掠无忌，尔士民苦之久已”。 　　 　　(四)“榔匪”，他们以“齐榔”(即村民集会以议决或执行“榔约”的形式)为名，聚众敛财的，对抗官府。如咸丰元年，黄平、瓮安，“时有所谓榔匪者，以齐榔为名，敛钱聚众。抗拒不法，虽不久旋定，然萌芽颇多。” 　　此外，如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