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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探索 　　1引言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8226;索绪尔(F.de Saussure)是20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提出的关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使语言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揭开了语言研究的历史新篇章。[1]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崭新的思维方式。在书中，索绪尔空前深入地探讨了语言的特征，规定了语言学的任务，作了有历史意义的“语言”和“言语”，“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并提出了语言学中符号学的理论，引入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他的语言学思想不但对整个二十世纪语言研究，而且对人文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二、30年代发展起来的捷克布拉格学派，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的描写和转换语法等语言学派以及60年代的结构主义等都是以其语言观为理论基石的。索绪尔学说的研究历时数十载而不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具有极大的魅力，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在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有关文献资料时，我们发现，对索绪尔学说中能指和所指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一直缺乏完整的阐述。本文将依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问题作一些探讨。[2] 　　 　　2能指与所指的概念 　　 　　索绪尔指出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思想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一切符号都是音响形象(sound image)和概念(concept)的结合，他将音响形象称为“能指”(signifier)，把其指代的概念称为“所指”(signified)。他还进一步指出，使用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示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示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4]。不少语言学家对所指的界定把握不准确。他们认为索绪尔的所指是一些具体的物质性的存在，如“狗”、“猫”的所指就是特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动物。这种阐释和理解有悖于索绪尔的本意。其实，在索绪尔的概念体系里，所指是概念，并不指代某一具体物质。例如，“gou”这个声音指狗的概念，而不是指某一个和某几个狗[3]。因此，索绪尔是从符号――思维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表达形式的结构的。他指出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的连带关系。索绪尔特别强调“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式”，即索绪尔没有提及所指和能指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索绪尔认为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没有对应关系。比如，作为语音的“钢琴”是能指者，作为词的意义的钢琴就是所指物。“钢琴”这个概念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所构成，而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钢琴作为事物本身与符号系统内部的意义之间不再有对应关系。系统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着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而具有意义。“钢琴”的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不是“小提琴”或“吉他”或“葡萄”。符号的意义产生于语言的系统之中。 　　 　　3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是把语言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中探讨语言符号的构成及意义的生成。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社会心理学中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语言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一实体就将化为乌有”。两者“彼此呼应同时又互相对立”。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4]。他主张采取共时性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观察到语言学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对立的和相互的关系。能指和所指间除了任意性关系外，还有其间的对应性，一定的能指必定指向一定的所指(意义) ，两者不可能分隔。因为没有概念意义的语言并不能成为一个语言单位，而概念意义也是不能独立于物质形式的，它必然与一定的语音和书写形式的能指结合在一起。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就是这样一对难解难分的对立统一体。由此可见，索绪尔把能指和所指看成是符号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两者的关系如图： 　　 　　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差别”和“系统”。他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别”，“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不必触动意义或声音，一个要素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要素发生变化而变化。” 其中，围绕着它的符号与它构成系统，而它与周围因素就成了我们判断它之所以为它的依据，并由此来确定其价值。但是只是有差别还是消极的。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虽然都纯粹是表示差别和消极的，但它们的结合却是积极的事实；这甚至是语言唯一可能有的一类事实，因为语言制度的特征正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这段话消极地来看，作为一个结果，作为一个存在的事实，能指与所指是对应的。但这种对应正反映了其积极的意义，即语言传达的可能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