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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敦煌古藏文经卷抄写年代 　　内容摘要：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历史上达到了鼎盛阶段。除了凿窟、建寺和度僧等兴佛措施外，佛经抄写也达到了空前规模。本文主要从甘藏佛经抄写题记和其他历史资料人手，分析了这批藏经的抄写年代。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经卷；抄写年代 　　中图分类号：H214；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2-0089-04 　　 　　建中二年(781)，吐蕃以“勿徙它境”为条件，占领敦煌。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徒贝吉多杰(lha lung dpal gyirdo rje)刺杀后，吐蕃奴隶主集团围绕他的养子永丹和遗腹子斡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位之战，国势江河日下，不久即陷于分崩离析的分裂局面。吐蕃疆域内的地方势力趁机割据称雄，争战不断。敦煌望族出身，于大中二年(848)乘吐蕃内讧，发动军事政变，收复敦煌。 　　吐蕃支配敦煌的近七十年时间里，就有两位“法王”大力兴佛――赤松德赞、赤祖德赞。“法王”赤松德赞曾“徙帐南山”，亲自指挥攻打沙州。该赞普的兴佛重点是广建寺宇，大量剃度僧人，开设译场，翻译佛经。赤祖德赞时期，下令对先前所译大量经典进行广泛传抄。赤祖德赞亲自发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抄经事业。吐蕃国内极度崇兴佛教的政策自然会在其支配下的敦煌付诸实施，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吐蕃支配敦煌期间，秉承赞普的旨意，受吐蕃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敦煌的佛教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建寺度僧和抄写佛经成了兴佛的两大重点。吐蕃占领敦煌后的首任行政长官尚起律心儿(zang khri sum rje)带头在敦煌兴建佛寺，“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圣光寺一所”。吐蕃先后在敦煌创建五座大寺院，使敦煌寺院数目达到十六所。僧尼人数从占领初期的三百一十人增加到归义军初期的一千人左右。 　　在建寺度僧的基础上，吐蕃瓜州军镇忠实地执行了赞普赤祖德赞的抄经令，写经事业在敦煌迅速兴起，蓬勃发展。当时每所寺院都设有抄写经书的“经坊”，是根据赞普之命成立的官营事业。经坊人数不等，有的寺院仅数人，有的十几人，多者达数十人。这些僧俗写经生终日忙碌，遵照赞普之命，《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写了数干部，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也写了数部。 　　那么，这批经卷的具体抄写年代在什么时间段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人物来确定它的大概时间。第一位关键人物便是吐蕃名僧娘?定埃增(ban de myang ting nge vdzin)。 　　公元797年赤松德赞驾崩，诸子争立，最后王妃次绷氏(tshes pong za)子牟尼赞普(mu ni bt-sad po，汉籍作足之煎)嗣位，时已成年。牟尼赞普与其母次绷氏均信奉佛教。他曾下令境内臣民向寺院布施金银衣物，但各人布施多寡不同，表明社会贫富悬殊，于是三次下令“平均”财富，触犯了奴隶主豪族的利益，他在位仅一年就被其母次绷氏毒死。 　　赤松德赞及牟尼赞普父子相继薨逝，吐蕃政局陷入混乱，赞普位悬虚。在此危机时刻，赤松德赞之幼子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98～815年在位)受到吐蕃业已形成的佛教徒及佛教僧侣政治势力的支持，而登上赞普宝座。当时吐蕃佛教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沙门娘?定埃增(ban de myang ting nge vdzin)。赤德松赞即位后，大力重用娘?定埃增，同各种势力集团举行君臣盟誓，稳定政局，并极力争取与唐朝讲和，巩固对各属部的控制。赤松德赞在几次兴佛证盟的誓文，如墨竹工卡“娘?定埃增证盟碑”、“娘?定埃增续盟碑”中，表彰了近侍僧娘?定埃增支持他继承大业的殊勋。谐拉康碑也是赤德松赞感戴娘?定埃增拥立有功而雕制。该碑立于赤松德赞登基后不久，时间应为公元798至800年之间。谐拉康碑西面第17～18行记载：“(娘?定埃增)执行宰相同平章事之职务而……”(chab srid kyi blon Do chen pos las byas kyis kyang)这就说明娘?定埃增的身份地位，已达到了同平章事的层级。 　　另外两位关键人物就是就是赤祖德赞当政时期的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和赤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 　　很可能是由于能力的差异，或是虔心佛法，定埃增自身不愿从政，钵阐布云丹后来居上，排在了定埃增的前面。至赤德松赞兴建噶迥寺，同时颁布兴佛诏书；该诏书列有当时参与宣誓兴佛官员的名单。其中位列所有官员首位者，为沙门参议大诏命(ban de bkav chen la gtogs pa)，即以沙门身份参知政事。在这一级的有两位，排名在前的沙门勃阑伽允丹(ban de bran ka yon tan)，其后为沙门娘定埃增(ban de myang ting nge vdz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