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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登记制对先行调解重要影响分析 　　〔摘要〕 2015年新民诉法解释确立的立案登记制对先行调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先行调解在性质上成为立案之后的调解，在功能上发挥着过滤纠纷、缓解讼压、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作用。基于此，应当改革诉讼实务中先行调解的运行模式，承认委托调解模式的正当性，构建新型“立案调解”模式。在先行调解主体的选择上，应充分利用大调解格局下形成的多种调解资源，并考虑与当下法官员额制改革相结合。同时，有必要通过修改相应的立法表述，采取“正面原则规定+反面明确排除”的形式，合理确定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 立案登记，先行调解，运行模式，调解主体，适用范围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3-0112-05 　　作为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中新增的一项制度，藉一个条文、寥寥数语现身的“先行调解”自诞生之初便身陷混乱，时至今日相关争辩依然悬而未决。比如，先行调解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调解？是诉前调解、诉中调解，抑或是诉讼与非讼交错的调解？先行调解应该由法官主持，还是由社会力量主持，能否采取委托调解的方式？等等。如果说法典的粗疏藉由随后而至的司法解释加以细化完善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解决之道的话，那么在先行调解制度方面，2015年新民诉法解释的表现恐怕是令人失望的：不仅未就先行调解制度的内容做进一步细化，新规定的立案登记制又使之前关于先行调解的诸多论断面临清空归零的境地，进而对先行调解的性质、功能以及实践运行产生根本影响。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立案登记制势必造成法院审理负担的加重，而纵观域外实行立案登记制的国家，通过大量成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对案件进行分流，则是避免出现诉讼爆炸的有效方法 〔1 〕，故而，立案登记制的有效实施无疑应更多倚重先行调解等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运用。①因此在立案登记背景下，极有必要就先行调解如何具体适用做深入探讨，以期使民诉法新增的这项制度发挥应有的功效，并推动立案登记制的顺利实施。 　　一、立案登记制对“先行调解”的制度完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法院要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根据这一改革要求，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新民诉法解释在第208条明确规定，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无需审查，应当登记立案。之后，201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专门的《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登记立案规定》）。登记立案受理制度框架的确定，对先行调解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先行调解制度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自先行调解制度诞生以来，学界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三种观点：第一，先行调解是立案之前的调解；②第二，先行调解是立案之后的调解；〔2 〕第三，先行调解既包括立案之前的调解，也包括案件受理之后较早期的调解。③总体而言，以上观点中认为先行调解属于立案前调解者占据主流地位。④ 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前述观点分歧，源于立案审查制下民诉法第122条的立法表达――“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所引发的多种联想：因为在立案审查制下，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纠纷是否被受理，取决于法院在法定期间内的审查。换句话讲，起诉并不必然产生受理的效果，故而对起诉到法院的纠纷进行先行调解，既可能是立案前的诉前调解，也可能是立案后的诉讼调解，还可能是两者兼有的调解。但是在立案登记制条件下，前述让人产生多种联想的前提已荡然无存，先行调解制度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按照《登记立案规定》第2条要求，对起诉，法院一律应当接收诉状，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当场予以立案登记。据此，但凡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法院就必须当场登记立案。言外之意，当事人诉状提交给法院之时亦即法院受理之时，〔3 〕只要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也就意味着以案件受理为起点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开启。在这种情况下，以“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纠纷”为适用对象的先行调解，显然应属于法院立案之后的调解。不仅如此，这种从时间层面所进行的性质界定，也进而影响到从调解主体角度对先行调解制度性质的界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的要求，法院调解的组织形式除法官主持调解外，还可以适当的社会化，采取委托调解或协助调解的方式。既然先行调解属于法院受理案件之后的调解，所以不仅可由法官主持调解，也可以采取委托调解或协助调解的方式。更何况《登记立案规定》第15条已明确，人民法院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尊重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仲裁等多种方式维护权益，化解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