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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中亟待关注研究领域 　　今年初由SARS爆发带来的健康危机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于一个此前甚少被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关注――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 　　西方国家较早地认识到传播和健康促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在传播学领域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健康传播。简单来讲，“健康传播就是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Jackson，1992）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在将医疗成果转化成大众健康知识加以传播、正确构建社会图景以帮助受众建立预防观念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在国外迅速崛起，但是在国内则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各种研究力量各自为政，研究成果和实践脱节，这种研究现状和社会在健康渴求方面的期望是不相称的。 　　 　　健康传播研究在国外 　　 　　古代先哲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依靠他们对语言学的研究来更好地为公民传递健康信息，亦被视为健康传播的先驱，但是今天研究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其建立的时间不过30多年。（Leo Parvis，2001）普遍的看法是，为了预防疾病和获取更高品质的健康生活，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们在1971年前后开展了一项主题为预防心脏病的研究，这是当代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个起点。（Everett M.Rogers，1994）从那时起，研究者们开始搭建健康传播领域的框架。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v 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搭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框架。（Leo Parvis，2001） 　　健康传播就是有效地传递和健康有关的知识，影响人们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有效地达到预防疾病、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对健康传播期望如此之高是有根据的：1994年的统计报告中显示，美国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人因各种通过简单的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就能预防的疾病而死亡。（Fred Kroger，1994）而在传播学的研究范畴里，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可能通过某些信息的传播而造成态度的改变进而影响行为改变。（Hovlandetal.，1953）因此可以通过大众媒介、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将有用的健康信息送达社会中的每一个体，影响和教导他们采取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Bornman，Magda，Bothma，2001） 　　健康传播研究的课题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主的疾病预防，以及药物滥用预防（吸毒现象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戒烟等内容。（Everett M.Rogers，199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预防性健康方面的研究兴趣不断加强。 　　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国外的研究将信息技术的影响引入健康传播领域，指出在信息时代，健康数据逐渐失去神秘色彩，并在市场上找到了作为商品的位置。（Freimuth，Vicki，Linnan，Huan W.，Potter，Polyxeni，2000） 　　 　　近年研究热点：政府、大众媒介和健康信息三者关系 　　 　　基于传播学基础的健康传播研究认为，健康信息的发布和控制是拥有决定性影响的环节。近年来随着那些危害巨大、不可治愈的传染病例如艾滋病的传播，随着新型病毒抗药性的上升，治疗的困难加大，“治病不如防病”，因此公众疾病预防在整个健康体系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者认为，在这个预防过程中，正确及时的信息传递是控制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关键所在，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事关生死的重要角色。（Freimuth，Vicki，Linnan，Huan W.，Potter，Polyxeni，2000） 　　而影响健康信息传播过程的两种主要力量来自于政府和媒介机构。国外的研究广泛地涉及了政府对于健康信息的控制，针对政府在传染病疫情报告中的行为，美国研究者强调要想有效地预防疾病，则政府有责任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如果政府有意误导公众，通过错误的声明、或是过度渲染科学成绩、或是隐瞒信息和信息源，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将会直接损伤社会大众健康，也会损伤政府在健康传播中的公信力，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Lawrence O.Gostin and Gail H.Javitt，2000）此外，国外研究者的兴趣更主要地集中于政府所受到的商业利益影响，以及来自金融产业和商业的压力上。（Lawrence O.Gostin and Gail H.Javitt，2000）在这个研究层面上，政治体制的不同决定了我国的此类健康传播研究不能简单重复国外的经验，而要结合国情加以创新。 　　在更为深远的层面上，研究者指出，政府通过传递相关的健康资讯的同时，也在建构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这些健康问题的看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