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垄断法变异对媒介管制影响.docVIP

美国反垄断法变异对媒介管制影响 　　摘　要：公共产品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媒介产业属于政府重点管制的行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反垄断法由法律进路向经济学进路的“变异”，经济学进路的反垄断法成为美国政府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媒介放松管制的转换理念。在媒介“解法”胜过媒介管制的环境下，“国家利益”压倒“公众利益”，美国反垄断法对媒介管制的约束力表现出其有限性。 　　关键词：反垄断法；变异；媒介管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1－0146-03 　　 　　美国媒介产业是在市场竞争性环境和法律管制性环境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和集中化的。媒介产品与生俱来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频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媒介行业具有“公共空间”属性，同时，“公共领域”的媒介产业(如有线电视)具有自然垄断的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媒介属于政府重点管制的行业。而美国媒介“公共职能”的实现和履行是产权私有的媒介企业经由产业化竞争路线而实现的，商业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对抗和排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府管制。美国将媒介产业置于政府和联邦通讯委员会(以下简称FCC)的管制之下，使其受到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的制约和调整。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管制的主流观点发生了变化。反垄断法由法律进路(垄断定价的财富再分配效应)转移到经济学进路(强调资源的配置效用)上来[1]，成为促成政府管制转换的法律理念，并直接导致政府对媒介管制的放松。伴随着美国媒介企业的全球扩张，“国家利益”压倒“公众利益”成为媒介放松管制胜过媒介管制的主导思想。在反垄断法主流观点发生变异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FCC对于媒介集中化实施放松管制，致使媒介行业的并购愈演愈烈。当然，媒介集团的集中化受全球化或经济文化一体化等国际环境的影响，而反垄断法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和执法进路的趋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对媒介扩张的约束有限性成为当今媒介管制的主要特性。 　　 　　一、美国反垄断法的“弹性”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成熟，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垄断组织――托拉斯，石油、造船和铁路等行业都出现了垄断性的大公司。托拉斯组织对中小企业进行疯狂的横向兼并，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企业过度的集中化直接危及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自由竞争，进而危害了社会福利。世界上的第一部现代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Act)(以下简称《谢尔曼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了。 　　美国反垄断法是对用以控制那些对自由竞争进行不合理限制、促进垄断或实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法律的总称。反垄断法是由多部法律构成的，“反托拉斯法像一个大森林那样，是由几粒种子发展起来的”[2]。其成文法规和程序法包括：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Clayton Antitrust Act)、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ttee Act)、1936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和1950年的《赛勒－克福弗反合并法》(The Ceuer-Kefauver Act)。其中成文法有6条：《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克莱顿法》第2条、第3条和第7条，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 　　从《谢尔曼法》到现在的反垄断法，一些旧的条款已经被有关行为结构的条文或者对合并的限制条文所代替，即发展到今天，反垄断法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对危害竞争的垄断行为、结构及合并的限制。反垄断法的条款既有关于垄断结构(具有垄断力的企业组织或者处于垄断地位但未实施垄断行为或图谋垄断的企业组织)的规定，如合并、独占、市场独占地位和集中，又包括关于垄断行为的规定，如同谋、固定价格和掠夺性定价等。企业结构上的集中或垄断，不是构成反垄断法所规范和约束垄断行为的充分条件，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组织不一定实施了反垄断法禁止的违法行为。 　　美国反垄断法的总体特征是：实体规范由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一般术语组成，条款中大多为宽泛、模糊的术语。这样势必赋予联邦法官在界定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中的灵活性和弹性，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能取决于其政策偏好、所受训练和经验。美国国会将反垄断法的执法分散地赋予了两个联邦机关、州政府、私人公司和消费者。多元执法主体意味着反垄断法的分散化，执法过程中势必有冲突的情况发生[3]。 　　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多元的，“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是说明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著名论断，即反垄断法维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维护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或者实现其他社会目标。据此逻辑可以推断，反垄断法不是以“特定的竞争者是